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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