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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