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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交稿，审阅通过，就等出胶片进印厂。因为春节长假，选题会拿出节后一期选题。按当初说法，这期稿件终审通过就发工资，周文彪若无其事地说正走流程，很快就下来。选题通过后又忙碌大半月，终于提前拿出节后那期稿子。
老家来几次电话，确认我能回家。车票还没弄到，当务之急是工资，可随后几天都被搪塞。于江湖私下透露，这次投资商和杂志社的合作可能又泡汤了。这次我没对他发作，他也是受害者，头期出刊后他就莫名其妙地“工作调整”了，只管压力很大的发行，女友愤而离职。我问他们故伎重演，是不是应付保刊号。他说也不完全是，肯定是投资商私下调查了，犹豫了，谁愿意当冤大头啊？
我抱怨：“被人当猴耍一次不可悲，可悲的是被人当猴耍两次，尤其可悲的是被同一个耍猴人耍两次，傻逼透顶。工钱咋办啊？”
于江湖也没辙了：“还能咋办，要呗。”
我感喟：“没想到咱也成年底讨薪民工了。”
“是啊，我TMD费了多大的劲啊！”他牢骚满腹，“这破杂志，谁碰谁倒霉，我以前还不信邪。”
“不会逼得哥们爬塔吊吧？”我担忧地问，他说那倒不致于，毕竟都是文化人。
大年三十只有三天了，李皓杨星辰室友王磊都回老家了，连小羽也回姥姥家了。当夜下了入冬以来最大一场雪，即使有暖气半夜也被冻醒，从柜子里拿出闲置的夏被盖在厚厚的棉被上，又到阳台了望几眼。隆冬午夜，万籁俱寂大雪纷飞，楼下平房区的屋顶、道路和树木盖着严实的白被子，高楼大厦和立交桥默默地耸立着，如同被冻僵的一群泥足巨人。
头顶凛冽寒风脚踏深及脚背的积雪，我埋头缩颈弓腰曲背朝公汽站蹒跚而去，脸和耳朵被寒风割得快裂口，麻木了。在早餐店吃了石膏豆腐老油油条，直立行走了一阵，不得不再次向朔风低头。公汽站挤满了每年一度最后一批撤退者。瑟瑟发抖的人们拎着花里胡哨体积庞大的行李袋，有些抱着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有些则迷茫地看着公交车站牌，努力地辨认自己方向。一瞬间，这个庞大城市已空空荡荡。
快中午时大伙基本赶到，两女编辑没来。美编老田已在办公室，心不在焉，作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却不搭理我们。室内设备明显少了一些，金蝉脱壳啊！对我们的突然袭击他们有些愕然，周文彪假模假式地应付几句，鲍小琳说出去办点事，径直走了。大家心照不宣地对峙着。
我们向周文彪要工钱。他直说心情可以理解，他没财权，鲍小琳也只有执行权。我们说打酒只认提壶人，他跑回办公室一通电话，信誓旦旦老调重弹——节后一上班就发，一个子也不少。我们纷纷表示今天不给钱就不走了，鲁小阳提出搬电脑，周文彪翻脸了：“要工资也要走法律程序，搬东西就是非法侵占。”
鲁小阳针锋相对：“你们非法欠薪在先，我们只是扣押，工资一发马上归还。”
鲁小阳不过随便说说，就是把寥寥无几的办公设备全卖了，也不够。周文彪又去打了一通电话，出来说他再次和投资方交涉了，鲍小琳下午回来答复。我们开始收集“证据”——打印出来的完整小样，上面有每个记者编辑的稿件、修改笔迹和主编的签发意见。这举动出乎意外，周文彪过来阻止。罗云说：“不是说走法律吗？这就是证据。”
我说：“拿不到工钱，自己写的稿子留个纪念还不行吗？”
“如果你说我们违法，你可以报警嘛！”鲁小阳说。
周文彪悻悻而去。我们干等着，上网或玩游戏。节骨眼上，于江湖接女友的电话，先走了。她已在机场，回广州。尹玄人和夏一帆被周文彪叫过去密晤一阵，出来后走了。我又被叫进去，周文彪和颜悦色：“其实我们对你挺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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