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被赋予厚望的战略预备队共有五千人,其指挥官是骑都尉,任命公布后,虽然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很出乎意料。

新的骑都尉是议郎曹操。这一年他虚岁整三十岁。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种名号的将军。如果把中郎将理解为准将,都尉就是校级军官。

东汉叫都尉、校尉的实在很多,前面已经出现过的有北军五营的校尉,还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洛阳北部尉等。这些职务,除了司隶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职务外,其它的都可以视为军队或警察部队里的校官或尉官。

具体说来还有些不同,县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经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估计应该是个上尉;而北军五营的校尉,则相当于上校。现在曹操将要履职的骑都尉,不是常规编制序列,下面有大约五千人,可以理解为大校。这个职务如果再上一级,就该是中郎将或杂号将军了。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新职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直属骑兵独立师大校师长。

说到这里,必须谈谈东汉的军制问题了。

读汉魏历史,无论正史还是演义,往往感到其长于叙事或议论,而短于对历史细节的关照。比如,历史人物的出生时间,除了零星地夹杂在叙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后推理,实在推不出来的,后面写史的人只好用“?”来代替。所以,翻开历史人物传记,到处是这个符号。

历史细节的不足也表现在军队编制问题上,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要么简单化,要么模糊化,一般只说某某人带着几百、几千或几万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个某某又是带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谈及双方部队的内部组织结构。军职里除了上面讲过的各类名号繁多的将军外,其下的各级建制要么不详细,要么很混乱,让人读得一头雾水。

其实,东汉的军队编制是很系统化、规范化的。其基本单位是军、营、部、曲、屯、队、什、伍,类似于现代军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但编伍方法和人数略有不同。

从下往上说:伍即五个人的战斗小组,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主官为伍长;二五为一什,主官为什长;二什为一队,主官为队率;二队为一屯,主官为屯长;五屯为一曲,主官为军侯。这样算下来,每曲的人数是五百人。

再往上,二曲编为一部,主官为军司马或别部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为其副职),是一千人;五队编为一营,是五千人,主官为都尉或校尉;二营为一军,人数为一万人,主官一般为校尉或各类将军。

这种编制方法,从秦到魏大体上没有变化,不过写史的往往是文人,对军事要么不重视要么不在行,于是留下来的史料中,一涉及这些方面读起来就比较费劲。

比如,曹操的这个新职务骑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规的编制,应该是一营(不是现在的营),营是军以下、部以上的编制,这个营下面应该有五个部,约相当于五个团。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年)担任议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段时间,除了偶尔上书之外,曹操没有更多的活动。后来,曹操连上书的事也很少做了,从来没有涉足军事的曹操,怎以会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对曹操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探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好猜测。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欢军事,并且有了点名声。曹操不好读死书,好读杂书,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几年,他酷爱一本叫《孙子兵法》的书,而且学有所得。他经常会与朋友们讨论相关问题。皇甫嵩担任北地郡太守前的职务恰巧是议郎,卢植也担任过议郎,如果曹操与他们刚好在一块儿共过事,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对于这个个子不高、但却干练果敢的青年,皇甫嵩或者卢植没准有过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奂、张温等人的影响。张奂、张温可以算作上一辈的军事统帅,曹腾与他们的关系已如前述。这两个人在军界威望很深,并且仍然活跃于军界,虽然因为边境战事脱不开身,没有出现在清剿黄巾军的序列里,但在军事方面无疑保持着重要的发言权。如果曹操事先得到消息并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建议应该在灵帝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原因看来荒谬,但也确实存在,帝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发达,但培养的都是文人,武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或者像张奂、卢植那样弃文从武。由于教育结构的失衡,造成军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时候,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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