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一年（206年）壶关之战后，河北地区暂时没有大的战事了。这一年的三月曹操率军回师邺县，在此休整了好几个月。对于习惯于戎马倥偬生活的曹操来说，没有大仗可打，反倒有些不适应。
这段时间，他在邺县主要做的事是命人开始整修漳河。如前所述，漳河紧贴邺县而过，方便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也带来了水患，同时一旦邺县被围攻，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在军事上十分不利。
曹操看中了邺县这个地方，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安顿在这里，因此开始思考漳河的治理问题。另外，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
基于这些考虑，曹操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司马朗建议：“现在是大战之后，民众失散，土地无主，都成了公田，现在恢复生产正是时候。”郭嘉、荀攸、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既发展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
自古以来，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和水患治理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漳河频繁改道，这些工程毁坏殆尽。于是曹操下令组织流民，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修缮。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动用的军民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我们只能从《水经注》、《邺中记》等零星史料中一窥这项工程的全貌。
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广大地区的农业都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魏都赋》，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芒种”的作物。唐代李善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芒种指的是水稻和麦子，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高的地方种麦子等谷物。关于邺县当时广种水稻的事，在曹丕的文章里也得到了印证。
十多年后出生的著名学者傅玄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水利工程对魏郡地区粮食产量提高所做的贡献，他说可以灌溉的旱田亩产达到了十多斛，而水田更可以收谷数十斛。当时一般土地亩产高的也就是十斛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三四斛，由此可见漳河上的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从漳河引出来的水，有一股被引到了邺县城内。据《邺中记》记载，曹操下令在邺县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由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进入暗河向东流（伏流入城东注），这条暗渠在城里绕了一个圈，先向南流，之后从东门出城。
这条暗渠上还引出了不少的小水渠，通向城里的各个地方（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这条渠出了邺县后，曹操还下令在其上修了一个稍小点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
如果《邺中记》所载这些内容属实，此时的邺县便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须品，而且也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为时尚的城市之一。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曹操下令对邺县进行了新的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为庞大，而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像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其城垣长度与宽度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意突破。在城垣之内，大部分区域是宫城，它一般位于城市正中或者偏南，洛阳城里有北宫和南宫，面积相加占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它政府办事机构、达官贵人的府第、交易市场等又占了一部分，真正的城市平民能挤到城里居住的很少。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都城之内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县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始于曹操的首创。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到唐代长安的城市布局，还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以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全部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
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部上党郡的大山里盛产上等木材，这里离邺县很近，免去了运输之苦。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县，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设用材。
邺县的扩建是旷日持久的工程，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邺县城西北角先后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等建筑，使这场扩建活动达到了高潮，让邺县不仅超越了已经破败的洛阳、长安，也超越了天子所在的许县，以及襄阳、成都、临淄等当时一流的大城市，成为一座崭新的、规模巨大、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的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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