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娶了甄宓，刘氏也跟着沾光，本来可能一死，现在可以保住一条命了。《后汉书袁绍传》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曹操“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曹操保全了袁尚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把私有财产还给他们。袁尚的母亲应该指的就是刘氏。
但同是《后汉书》，《孔融传》的记载却大为不同，它认为曹操攻破邺县后实施了屠城，袁家的妇人、子女们都受到了侵害（袁氏妇子多见侵略）。
这两处记载也许并不矛盾，袁家在邺县里的亲属可能很多，一部分像刘氏、甄宓以及袁尚的妻子那样幸运地躲过了屠杀，另一部分则未能幸免，这倒不一定是曹操特意下的命令，而是在乱哄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就糊里糊涂地死了。
曹操不喜欢袁绍，但也不至于恨之入骨，作为相识多年的朋友，他对袁绍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不是简单的爱或恨就可以概括的。
安顿下来之后，曹操决定到这个老朋友的墓前亲自祭奠一番。
现在一般认为，袁绍的墓位于如今的河北省沧州市，即当时的渤海郡境内。曹操不可能从邺县跑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祭奠袁绍，只有一种可能，袁绍开始是葬在邺县附近的，后来才迁葬到渤海郡。迁葬在那时很普遍，而给袁绍迁葬的，可能是袁家的人，也可能是曹操。
曹操到了袁绍墓前，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些眼泪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曹操是性情中人，所以他能成为一位优秀诗人。睹物思人，见景生情，是诗人的本性，而眼前这堆土里埋葬的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在这一刻，仇恨敌不过生死，恩怨敌不过感伤，斯人已逝，再多的恩怨情仇也都随风而散了。应该相信，曹操哭得很真诚。
但以晋代孙盛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认为，曹操此举并不明智。
因为此时仍然是敌我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统一本集团内部的意志比抒发个人感情更重要。袁绍作为敌人，理应得到仇恨、诅咒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自己人的斗志，统一起本集团内部的思想。所以，孙盛等人认为曹操祭奠袁绍是“百虑之一失”。
这种看法未必全对，但也有一定道理。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因素除了训练、后勤等方面，还体现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发动上，只有具备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敌人和准确的打击方向，一支军队才能真正称得上强大。
但是，曹操就是曹操，他没有想那么多，此时此刻他只是想看看老朋友，感怀一下过去而已。
做完这件事，曹操不忘给献帝上了一份奏章，报告此次征讨袁尚、占领邺县的情况：
“袁尚要回邺县，我激励着大军前去征讨。袁尚军心动摇，丢掉阵地逃跑，我立刻进军，摆下阵势，士卒们披坚执锐，勇士们呐喊，旌旗飘扬，杀声震天。敌人闻风丧胆，扔了武器，丢弃盔甲，迅速崩溃。袁尚单人匹马逃走（尚单骑迸走），丢掉了节钺以及大将军和乡侯的印信各一枚，头盔一万九千六百二十顶，还有矛、盾、弓、戟等武器不计其数。”
曹操派人回许县递上这封奏折，同时还有两项新的人事调整请献帝发布。献帝刘协这个月刚刚在许县北郊操演了迎冬大礼，同时恢复了一种叫八佾舞的宫廷舞蹈。在孔融等一帮朝廷旧臣的拥戴下，刘协慢慢消除了董承事件在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一阵子曹操出征在外，总理后方事务的荀处理问题又十分周到，让刘协稍觉放松了一些。
曹操又打了大胜仗，他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照例下诏对曹操嘉勉一番，同时批准了曹操提出的人事任命事项。
第一项是任命贾诩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卿的属官，品秩不算太高，通常为一千石，是个司局级干部，职能是“掌议论”，多数情况下属于顾问、高级研究员一类的角色，是个闲差。曹操为何此时突然想起来给贾诩安排这么个差事？这与后一项人事任命有关，后一项是任命曹操为新的冀州牧。冀州长期是敌占区，冀州牧只剩下了象征意义，此前董昭担任过冀州牧，后来他改任徐州牧，冀州牧让曹操给了刚加入本阵营的贾诩。
如今冀州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冀州牧也成了实职，曹操决定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先给贾诩安排了个新职务。但贾诩不用到许县上班，仍然跟随自己左右，对于这个闻名天下的智囊，曹操一直都寄予着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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