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远在国家的另一头被杀害18天以后，阿提卡监狱的一名警卫在犯人运动场上制止一场殴斗中被一个犯人打了一拳。当晚，两名斗殴的犯人被关进了“包厢”。其他犯人说，他两人被拖走时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只玻璃杯，划破了看守的脸。次日早晨爆发了骚乱。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引起骚乱，已弄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伙干活的人拒绝听看守的棍棒指挥，不肯排队。另一种说法把责任归之于看守，说他们为了对头一天的事报复，武断地取消了犯人的体操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理查德兄弟”带了五名去吃早饭的犯人一路横冲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车间干活的布莱登。
不管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其后果实在惊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捉住。监狱学校、礼拜堂和机器厂，被纵火焚烧。这些房屋化为灰烬的时候，犯人的袭击队就冲出了四个长方形囚室区中的B、C和D三个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执法官说，犯人们拿着管子当武器，这些东西是他们藏在食堂托盘里的面包下面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骚乱结束，阿提卡监狱当局早已威信扫地。但是，即使犯人在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还是很快武装了自己。他们有些人使用从车间抢来的砂轮，有些犯人马上用剪刀刃和扫帚把做成了投枪。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监狱看守救火时，他们就用来扎破消防水龙。看守使用催泪弹，重新控制了C区和B区的一部分，但是犯人们坚守着其余部分，把门全锁上，甚至用工厂的设备把一些门给焊死。
暴动发生后四小时，各条战线便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四天中基本上没有变化。D区离管理大楼最远，离车间最近，是布莱登和克拉克指挥暴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共有1280人，头戴橄榄球员的防护帽或裹着穆斯林缠头巾，分散在D区院里临时搭起的许多帐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张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动的中心。暴动书记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这里开会，确定各种工作安排，决定防御措施，甚至把不听指挥的犯人关进“人民监狱”。犯人和纽约州当局，就在那工作台处或是在A区的走廊里称做非军事区的无人地带进行联系，开会谈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里是通往四个囚室区的各条通道的汇合点。暴动者控制着这个地点。他们是从一个28岁的看守手里夺过来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动分子搏斗，直到头骨两处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后来有些看守发誓说亲眼看见奎恩被从一条高处的过道上给野蛮地扔下来。无疑他是伤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这个失去知觉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过非军事区，送给管理当局。奎恩的情况双方都十分关注，他要是死了，每个参加暴乱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正午前后，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带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告诉他们说，“如果对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不要丢掉武器，也不要丢掉伙伴。”这番话很强硬，但一个事实却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轻率的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损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动分子抓住当做人质。这些被俘的看守给穿上了囚衣，蒙着眼睛，捆绑在D区。一个犯人用话筒警告说，如果警察发起进攻，首先遭殃的将是人质。任何一个负责人，甚至监狱长曼库西，都不大愿意说那是吓唬人的话。
对处理这个局势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是奥斯瓦德专员，下午2点乘飞机来到。他不顾曼库西的劝告，决定和赫尔曼·施瓦茨一起进入D区和暴动分子当面谈判，施瓦茨是暴动分子的领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罗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诉暴动分子，在释放人质以前，他不能同他们讨论他们的要求，这是司法当局不能违背的规定。他也的确提出了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是也倾听了布莱登口述了15项要求。暴动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政治集会；容许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邮件检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要有正规的控诉手续；增加娱乐，减少待在牢房里的时间；增设体育活动场所；要有专职医生；学校要办得好一些；多给水果，少给猪肉；撤换狱长沃登·曼库西；成立一个局外人委员会，以“监察”在造反期间监狱当局的作为；由联邦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对犯人在造反期间的行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报复”。最后布莱登又补充说，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坚持把他们“迅速而安全地由监狱转送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里去”。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驱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先声而已。”
奥斯瓦德进入D区的勇气实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动领袖的书记处对坐时，某些暴动领袖就建议把他也留作人质。站在墙头的纽约州警察狙击手，虽然逐个瞄准了奥斯瓦德周围的犯人，但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能逃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则又当别论。既然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几乎无法抗拒他们要举行谈判的压力。他向压力让了步。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同意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并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参加佛蒙特州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请求他发出那份禁令。奥斯瓦德还干了一件使曼库西和他的部下极为恼火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专员无此权力。但误解的种子已经种下，肯定会结出仇恨之果。
当天晚上，奥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灯光照得通明，而又为犯人的营火照得更亮的监狱大院。他带来了一批记者——这也是对暴动者要求的让步。大部分时间花在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上。犯人们提出的人选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写过对乔治·杰克逊同情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和发行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克拉伦斯·琼斯。后来，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选的人：他的秘书、一位学监、一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和刑罚学家。一时监察委员达到30人。人数过多，无法执行任务；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这个委员会。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这是一名杀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鲁克林的杰罗姆·罗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动者这时认为它不充分，拒绝接受。监察工作一开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顺利。威克、琼斯和全国法律协助和辩护者协会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刘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从他那里他们仅仅只能弄到一份不对犯人进行“不加区别的集体起诉”的书面保证，这种保证看来是不大可能消除那个焦急不安的犯人书记处的恐惧心理的。另一项不牢靠的协议于星期六凌晨4点钟，暴动的第二个24小时接近结束时，也被撕毁了，当时记者团被阻于监狱门外。警察对记者越来越敌视，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往往预示着警察将要采取不让局外人看到的行动。
然而，那天早晨奥斯瓦德还是乐观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项，但他已同意了28项，其余两项，一是完全赦免问题，他说这是“不能谈判的”，一是撤换曼库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新的发展使和平解决暴动的希望大为缩小。奎恩死了，于是排除了对暴动领袖实行宽大的任何可能。接着，博比·西尔来到。他进入监狱以前，对站在墙外向他欢呼的50名激进派的示威者说：“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么事，纽约州及其州长就应被控谋杀。”接着，他的随从散发了一份黑豹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被叫做‘人质’的监狱看守，实际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们由于惯常遭受折磨人的、残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这样来为自己申诉……为了开始谈判犯人……的要求，保证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据黑豹党的分析，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够得到保释的惟一办法。”
西尔对解决这场危机显然不感兴趣。他在监狱里对犯人说，他们同奥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们激动地表示信任他，请求他提供建议。西尔回答说，在未得到休伊·牛顿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见。他参加了一会儿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以后，就离开了，告诉记者说，他们的问题和武装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采取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行动，他对暴动书记处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在街对面等着你们。”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没有解释，弄得那些犯人以为可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无意再同奥斯瓦德讨价还价。
星期日双方都进行了动员。整个下午，成卡车地运来国民警卫队，粗大的消防水龙、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监察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说，他们“现在深信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发生一场对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杀”。威克、琼斯、巴迪洛、邓恩等人给洛克菲勒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请求他到阿提卡监狱来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表一项声明说：“鉴于关键问题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亲临现场去也无助于和平解决。”他和奥斯瓦德已经同意，如果犯人领袖对最后通牒不予理睬，那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并不乐观。显然犯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坏了。铁门正在通上电流加热，水沟里倒满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饵雷按上了定时引信。粗糙的火箭发射器也都安装起来，长矛打磨得更加锋利。从A区通往“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进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铁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动者为报旧仇，刺死了两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7点钟，一队队警察被分派了具体任务：或狙击、或救护、或炸除路障、或作为后备力量。两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质的情况。8点35分，奥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军事区会面。“理查德兄弟”坚持，必须保证对犯人进行“安全、彻底、不折不扣的赦免”，并且把“曼库西那家伙”撤职。他说他需要半小时同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商。奥斯瓦德同意给他时间。9点零5分，一名犯人用话筒喊话说，如果暴动阵地受到进攻，囚犯“行刑队”就要把人质全部杀死。奥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话说：“现在释放俘虏，然后专员就同你们会谈。”那犯人叫嚷说：“不。”那实际上就成了商谈中的最后一句话。剩下的只有蛮干了。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用无线电报告说：“‘时报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人质，各有刀子对着他们的喉咙。”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个人质的头被人拽着头发往后拉着，让脖子弯出来，用手紧握着的尖刀已在慢慢刺进肉里去。实际上，外表比真情显得更加可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所目睹的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倒下，还打算拉几个身不由己的牺牲者同归于尽。
奥斯瓦德这时已肯定，人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可能总不免遭到屠杀。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缓。他于是对助手们说：“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们必须打进去。”这时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门边潜伏着，一架C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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