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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