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一部分，我曾提到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在法国记者费朗（Jacques Ferrand）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并成了卢梭的信徒。他和费朗保持了终生的友谊。1943年春天，他返回法国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他死后，费朗写了一篇名为《L'Entret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的回忆文章（他后来的文集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其中提到了孔繁泰的这次故乡之行。我从文章中得知，孔繁泰到重庆来，并不是为了焚香祭祖，而是为了与鲁迅等人创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下面是文章中与葛任、冰莹、范继槐有关的内容：
……迟至1942年，孔（繁泰）才在一份关于萧伯纳访问中国的报道中得知，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中国创办了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宗旨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向他们提供法律保护，并获得出版、结社、言论、集会等公民自由。这与他信奉的天赋人权观念是相同的，于是他立即着手回国，欲与同盟取得联系。一想到他要见到许多老朋友，他就彻夜难眠……他也提到了葛任，他的狱友，诗人，一朵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记得那天晚上，孔向我背诵了葛任的诗句：“谁曾经是我，谁曾经是我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而孔先生本人便是诗中所说的“蓝色火苗”，黑夜中散发奇异芳香的野玫瑰。我想起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向我背诵过这首诗。当时他刚从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释放出来，身上还散发着马粪的味道。
当他飞越驼峰回到祖国以后，他才知道同盟早于1933年6月就解体了。他白跑了一趟。他也没能见到当年负责接待萧伯纳的民权同盟的秘书长杨铨。他回到法国后对我说，早在1933年的6月，杨铨就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了。我记得孔提到此事时，不无讽刺地说，上海人总喜欢把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相比，其实更应该把它与吉隆坡、西贡、马尼拉相比。至少，巴黎和纽约从来没有当过别人的殖民地。在上海，特务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他说，杨铨就是在一个礼拜日的早晨被枪杀的，同时死去的还有杨铨的儿子。我清晰地记得，他把那些行凶的特务称为“歹徒”。
在重庆，他见到了葛任的遗孀冰莹，葛任和冰莹早年的一个姓赵的仆人，以及多年前回上海时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范继槐。他劝冰莹与他一起到法国去，但冰莹说，她身体多病，无法远行。有趣的是，那个姓赵的仆人和姓范的律师正是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当范问他为何回国的时候，他说他是回乡祭祖的。他的说法似乎骗取了律师的信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就是孔繁泰的祖先。在孔子故居山东曲阜沦入日军之手以后，重庆夫子池边的文庙就成了祭孔圣地。孔说，在谈话的第二天早晨，范还曾亲自陪同他到文庙祭祖。昔日的友情像花蕾一样，突然绽放了，但友情并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当孔试图向范律师表示他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时，那位律师先生引用旅居英国的中国小说家老舍在《猫城记》中创造的一个独特词汇“Sharekyism”（大家夫司基主义），委婉地说明，这是战争的需要。经孔提醒，我才知道老舍创造的那个词“Sharekyism”，指的就是“人人工作，人人快乐，人人共享”。范提到老舍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说明他对流亡在外的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反对孔繁泰尊奉的天赋人权观念，认定那是不负责任的猫人的语言。孔对我说，范最后用戏谑的口吻对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是孔子的信徒，而你，孔子的后裔，却成了孔子道德观念的背叛者。”
范说的没错，在中国，具有永恒价值的孔子的道德观念，是不需要人权观念支持的。孔子的世界是二元论的世界：劳心者与劳力者，小人与君子，奴隶与贵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与卢梭就像冰与炭难以相融。而孔繁泰先生，这位东方的君子和卢梭的信徒，就在那冰与炭之上踏步前行，直至现在进入天堂……
这段文字表明，连费朗这样精通中国时局的记者，也认为葛任早已经战死了。事实上，在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年里，这都是西方通讯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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