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腔

作者:李洱

待是待下来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我就对葛任讲,你得让我重新上岗啊,这样人才浪费,未免太可惜了吧。葛任说,OK,白陂刚好缺一名《国语》课教师,你就先顶替两天吧。我从来没想过当娃娃头。可一想,这跟科教兴国战略有关,我也就不再推辞了。我说,好吧,只要能上岗就行。就这样,在葛任的关怀下,我这个学法律的半路出家,拿起了教鞭。对,就在现在的希望小学。它原来是个土地庙,胡安第一次来的时候,捐了一笔钱,把它扩建了一下,变成了一所学校。当时的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当爷了,有的还穿着开裆裤。谁不好好学习,我就以革命的名义随便训他们。因为我的课讲得好,人又爱干净,还有一个女学生爱上了我。和你一样,她头上也有个银质发夹。那是我送给她的,我在路过大埔时买的,本来是想回去以后送给夫人的,现在看来用不着了。小姐,你不要笑。革命和爱情是一对双胞胎,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也难过英雄关,彼此彼此。有革命的地方,就有爱情。葛任看我乐不思蜀,就问我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是啊是啊,这里比上海还舒服。在上海,每天得看老婆脸色,在这里,别人得看我的脸色。Fuck我本来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了,可没想到,战争说来就来了。

那年夏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进攻苏区。老蒋可真够幽默的。他是个光头,可制定的战术却叫梳头发。梳毛泽东的头发?小姐,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没错,毛泽东当时确实长发披肩。不过,在当时的苏区,大权还不在毛泽东的手心。当时苏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军权在李德手里,老毛是受排挤的。我当然见过毛。有时他会和瞿秋白同志一起到白陂来,找葛任聊天。因为他受了排挤,所以郁郁不得志。瞿秋白跟葛任很能聊得来,可以说无话不谈。有一天,葛任对我说,你知道我和秋白同志为何谈得来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秋白的经历与他很相似,别的不说,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葛任正和秋白谈着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老毛又来了。葛任和秋白向老毛宣传他们的主张,说,中国的方块字太难学了,国民素质太低,就跟方块字难学有关。还说,新的文化人都应该学用拼音文字,给民众带个头。人们自觉使用拼音文字之时,就是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之日。他们两个都是书生,一说起拉丁化,就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老毛说,书生们,别谈什么拉丁化了,远水解不了近渴,OK?咱们还是摆摆龙门阵吧。什么叫(摆)龙门阵?就是聊天嘛。他要聊的是“三国”和“水浒”。小姐,不是吹的,现在像我这样和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有过接触的,已经凤毛麟角了。我还记得,老毛当时瘦得像棵柳树。因为长发披肩,所以可以说是棵垂柳。怎么说呢,除了下巴上的那个瘊子,他与后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头像简直判若两人。

对,长发披肩。你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年轻人才长发披肩,那时候老毛就开始留长发了。OK,《圣经》上说得好,月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事早就有了。我曾跟范晔有过一次辩论。她说唱摇滚的都是新人类。我说新个屁。男人留长发,女人留板刷,再到三里屯泡泡吧,就是新人类了?要说女扮男装就是新人类,那你们的姑奶奶花木兰、祝英台该怎么称呼?要说泡吧,我在酒吧里尿出去的酒精就比你们喝下去的多,那我也算新人类了?范晔气得噢噢叫,拍桌子打板凳,恨不得杀了我。杀了我,她也不是新人类,只能是新人犯。她说她的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听着就乐了。胡诌什么呀,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嘛,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哲学?小姐,你不要笑。我知道你和范晔是好朋友,站在一个战壕里。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要紧,咱们可以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从来不怕辩论。真理就像灯捻,向来都是越挑越明。

OK,不说这个了,还是来说老蒋梳头发吧。头发从西南往东北梳,一开始梳得并不流利,可是梳着梳着,就流利起来了。当时苏区的指挥权在李德手里。你喜不喜欢看球?我?我当然喜欢。在海外的时候,我经常去看球。这两年,我也关心起了中国的职业联赛。千万别小看那个皮球,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你也爱看?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讲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米卢蒂诺维奇。对,米卢是国家队的(教练),不说他了,还是来说俱乐部。李德就是外籍教练。外籍教练不懂中国国情啊。老毛私下也说过,虽然李德是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可他的水平还比不上我们的土八路宋江。宋江三打祝家庄,一步一个脚印,可圈可点呀。可李德呢,因为不懂中国国情,所以尽管是主场作战,还是免不了要给对方送分。“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他说国军不过是蚂蚁罢了,用樟脑画条线,蚂蚁就爬不进来了。所以他不打防守反击,要打就打全攻全守,比分一落后,就贸然地打起了长传冲吊。结果呢,攻,攻不进;守,守不住。好多时候,前线就压在我方的小禁区。这样一来,不光对方连连得手,我方还时不时地来两个乌龙球,自己扇自己嘴巴。当时,同志们都私下议论,应该把李德的樟脑给没收了,送给他一点薄荷油,让他清醒清醒。

我听田汗说过,好端端的一个碉堡,一炮就给轰掉了。当时国军用的是普伏式山炮,德国造。还有102口径的重迫击炮。那玩意儿厉害得很,打碉堡就跟敲核桃似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时候,红军已经准备撤退了,只是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我和葛任正在散步,突然看见一队红军沿着白云河往西走。有一个背着军锅的炊事员,是个老实人,他来向葛任行礼的时候,冰莹问他,你们要去哪里?那人没有说话。那人走了以后,冰莹说那人没有礼貌。你听听,都什么时候了,冰莹还礼貌长礼貌短计较着呢。葛任对她说,上面不让他们乱讲,他们自然只能当哑巴,这是铁的纪律。就在同一天,我看见我那个相好手上起了血泡,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们都在编草鞋,每个人要编五双。她呢,觉得应该追求进步,不能给我丢面子,就额外多编了两双。哟嗬,不对劲啊。大敌当前,放着工事不挖,打那么多草鞋干什么?晚上睡觉,我从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香气,炒面的香气。我就问她,白天是不是炒炒面了。她说是啊。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我连忙去问葛任,葛任刚从瑞金开会回来,应该知道。他说他已经问过李德了。李德讲了,那支红军是刚组建的,拉到前线锻炼锻炼,这是鹰最初的飞翔。多年以后,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看到了这句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飞翔?问题是,明明是撤退,为什么要说飞翔呢?我不放心,就又去问了田汗。可田汗说他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我们还是趁早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讲了讲草鞋和炒面。他们立即交代我不要乱说。葛任还对我说,杨修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小姐,你知道杨修吗?OK,杨修是三国人,聪明绝顶。曹丞相出兵汉中讨伐刘备,有一日定口令为“鸡肋”。杨修同志眉头一皱,立即猜出曹操要撤兵了,于是他就到处乱嚷嚷。他不知道,他猜出曹操用意之日,就是他命丧黄泉之时。听葛任这么一说,我的脊梁骨都麻了。

我记得,就在我怀疑将要撤退的第三天,我遇到了胡安。自从到了苏区,我再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个山沟里建了一个造假窝点,领着一帮人制造伪币。那些伪币是要在白区用的,曾给国民党的金融体系造成很多麻烦。胡安卖家业卖来的钱,全都用来购买造假设备了。他还造了许多假美钞,上面印着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头像。跟真的一模一样,上面也印着一行字,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这次见到他,我以为他掌握了什么情报,来和女婿商议良策的。我旁敲侧击,问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可他却是个大糊涂蛋,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是来看巴士底的。后来,他憋不住了,终于说出他是来演戏的。演戏?演什么戏?他说,OK,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正要走开,他又忍不住了,说他在山沟里都快憋死了,他一生视钱如粪土,现在让他每天和钱打交道,烦都烦死了。他早就不想干了,想出来演戏,可领导不放。现在,领导终于开恩了,让他出来过一把戏瘾,参加《想方设法要胜利》(《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演出。还说,在法国时他就演过戏,当时演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说着,他就眉毛一挑,有板有眼地给我背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

怎么样?他问我。实事求是讲,他还真是一块演戏的料。他真应该留在上海,和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现在总算逮着机会露一手了。我问他演什么,他说演英雄人物没意思,因为你得板着脸说话,他要演就演白匪。他还顺风扯旗,说导演对他很欣赏。我后来得知远不是这么回事。原来,演白匪的那个同志闹情绪不演了,才轮到了他。胡安当时很激动,脸色通红。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想,莫非我多心了?倘若行将撤退,组织上哪还有闲情逸致,让大家看戏呢?

演出地点是尚庄。前面说了,冰莹原来也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可那天,她偏偏没去,是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我这才从葛任那里知道,冰莹怀孕了,不能再淋雨了。对,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没去,葛任也没去。瞿秋白那天来找葛任,讨论拉丁化方案,想去也去不成。我?当然去了。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去了,不能不给胡安面子啊。胡安化了装,帽檐朝后,装模作样地抽出皮带,严刑拷打台上的那个女人。非要让人家交代红军的下落,还不时在人家的脸蛋上左摸一下,右摸一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乐了。我旁边的一个人也捂着嘴笑个不停。我一看,那人正是杨凤良。杨凤良得意地告诉我,他认识那个女演员,因为她常去找他的相好,要跟她学唱歌,跟她学茶艺。我们影响旁边的人看戏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看见他们都握着拳头,不停地喊着打死白匪。你说得对,这说明胡安演技高超。我和杨凤良也跟着喊打死白匪,打死白匪。什么叫白匪?国军称红军为赤匪,红军称国军为白匪。为了让胡安知道我们在为他捧场,我和杨凤良把嗓子都喊哑了。胡安别提有多得意了,又是叉腰,又是吐痰,在台上横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就像一只大螃蟹,吐白沫的大螃蟹。把那个女演员“打昏过去”以后,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幕后。我记得最后一幕是这样的,那个女演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发表了一通演讲,然后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打死白匪,打死蒋介石,打死汤恩伯。就在她振臂高呼的时候,舞台前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是一声枪响。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白匪杀过来了。等我迷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观众在放枪。而应声倒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胡安。他刚从台上下来,还没卸装呢。他太性急了,急着向观众打听对他的演技有何反映,可还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就吃了一枪。他躺在一摊雨水里面,嘴张得很大,眼窝里都是泥,有一只耳朵也被打豁了,看上去就像拉丁字母V。

OK,这么多年来,胡安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川井向我提起希望小学的事以后,胡安在我眼前晃得更勤了。去年有一天,我抚今追昔,夜不能寐,一时心血来潮,就赋诗一首。夫人还以为我在给哪个小姐写情诗呢,追着要看。我认为我写得不错,看过的人谁不说好。好几家报纸都争着发表,后来《诗学》(《中国诗学》)捷足先登,把它发了出来。不过,诗里面没有提到胡安的大名。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啊。道理很简单,他生活在历史之外。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上提到他。有谁知道他呢?谁也不知道,所以写了也是白写。再进一步讲,中国诗词讲究平仄,把胡安(两个字)放到里面,也不好押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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