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这份自述稿期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鲜花调》那熟悉的旋律。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那个“小媳妇”，如果那个“小媳妇”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
在谈论这首歌之前，先介绍一下葛任与杨凤良的一些交往。据冰莹回忆，葛任最早知道杨凤良其人，是在1932年初。众所周知，那一年的1月28号，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与日军交火，史称“一·二八”抗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双方边打边谈。杨凤良当时是中方谈判代表之一。为了一些日语的翻译问题，杨凤良曾派人到慕尔鸣路拜访过葛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战争结束以后，杨凤良跟随蔡廷锴回到了福建。
1933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抗日，宣布建立“中华共和国”，定福州为首都，废除青天白日旗，另立上红下蓝、镶嵌有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元年”。中国地盘上再次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苏区）。如同当年孙刘结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结成了战略同盟，共同抗击民国政府。双方建交之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第六条之规定，互派了大使：瑞金派驻福州的大使名叫潘汉年，福州派驻瑞金的大使名叫尹时中。杨凤良先生，当时就是尹时中的助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使馆参赞。
杨参赞就是在瑞金认识那个“会茶艺，会唱戏”的“小媳妇”的。孙国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向我提到过此事：
我们闽人就喜欢抿那一口。杨先生早年当外交官时，也喜欢到茶馆去。杨先生曾与我说起过，当时，瑞金人常去的一家茶馆，是一家姓陶的人家开的，卖的是我们福建人爱喝的乌龙茶。葛任到瑞金开会时，他也曾约他到茶馆小聚。他与陶氏夫妇甚是熟稔。但事隔不久，它便被Soviet（苏维埃政府）缴了公，陶氏夫妇也回了大荒山白陂镇。得便，杨先生便追到了白陂镇。姓陶的已经跑了，也可能是死了，反正家里只剩下了女人。那女人本是江浙一带的人，伶牙俐齿，唱得一口好戏。杨先生着迷了，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并在多年后借奔丧之名，再度来到了白陂。
据《民歌简史》（莽原出版社，1979年版）介绍，《鲜花调》最初流行于六合、仪征、扬州等苏北地区，及安徽天长南部一带。联系到孙国璋先生提到那个女人的“江浙口音”，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是她将这首歌带到大荒山的。也就是说，她对这首歌后来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下面就是《民歌简史》所收录的《鲜花调》的歌词。从字面上看，它确实像是在打情骂俏，适合在妓院里传唱。难怪范老当年会听得“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勾儿芽。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后来的《茉莉花》就脱胎于《鲜花调》。改动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原来的“金银花”和“玫瑰花”都改成了“茉莉花”；二是将原来的“奴”改成了“我”。1957年，经过修改后的《茉莉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在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第一张唱片。1965年，这首歌首次走出国门，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起出席了万隆会议。随后，这首歌的旋律又多次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地拉那、华沙、平壤、哈瓦那、河内、巴格达响起。我本人也曾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过根据它改编的器乐作品和由它配乐的舞蹈。
1997年6月30号午夜，我在电视机前收看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时候，又听到了中国军乐团在现场演奏的《茉莉花》。那是我最后一次听一它。当时，我对它的历史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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