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一声枪响来了。
吉普车在红色尘烟里停了停，又向前行驶，乘驾着红土的浪涛，起起伏伏远去，半个天都红了。
温强和指导员相互对视一眼，一块儿转身向枪响的方位跑去。这正是下午风最大的时候，天上的鹞鹰们都给刮得直偏斜，醉了酒似的。温强和指导员对视的一瞬，两个人的潜语是一点不差的：妈的这个连还能出什么事呢？！他们一块去寻找枪声的源头时，从来没有如此相依为命，所有的不和都在刹那间消失。
董向前倒在红色地面上，给了帐篷口一个背影。现场是一把倒了的折叠椅，几乎跟那上面刚才坐着的人倒的姿态一模一样：侧身曲背，一摊血在倒下的人和倒下的椅子周围艰涩漫延：红泥土夯得够紧实，居然一时没有完全吮吸那年轻黏稠的血。
帐篷外响着“踏踏踏”的脚步声，像是一个军团的人都来了。温强叫指导员马上拦住人们。指导员很听话地就去照办了。温强感到肩被撞了一下，然后一个身影已超过他走到离倒卧的人体很近的地方。保卫干事刚要向人体佝下身，温强说还看他妈什么呀？哪还能有气儿？！
保卫干事回头白了他一眼。保卫干事已经发现董向前从哪里得到的枪。他从司务长办公室的一箱备用武器中偷到了那支“五四”手枪和子弹。保卫干事向温强白眼是有资格的：你一个连长，既看不住人也看不住枪。
温强这才想起来：董向前一直是在装睡觉，他被审问得腻烦了，或是想躲在佯睡里避开回答问题，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三个字的回答，“不是我”。他还躲在佯睡里偷听温连长和司务长的谈话，谈有关他的丑陋，还谈了有关他名誉扫地的下半生：连穿军装的民夫都没得干了，即将作为不名誉复员军人回村，背着铺盖卷和攒下的几套新军装、五号军用鞋和一口大黑锅回到山窝里的茅屋前。母亲看到儿子除了相貌丑陋又添了相貌之外的丑陋：这儿子会把光棍耍到老、耍到死。
温强后悔，他从来没有问过董向前，他的父母怎样怎样，是否有兄弟姐妹。后来司务长告诉他，小董没有亲父亲，作为拖油瓶随母亲从云南改嫁到四川。后来四川兵们还告诉他，小董听说了铁道兵整个兵种集体转业的传言，高兴地龇着大牙直乐，因为他再也不用担心复员回原籍，复原成一个成年拖油瓶了。他的拖油瓶心理使他特别能忍受欺侮、冤屈，可谁都没想到这一回他不忍了。谁都没想到他那么有种。温强在多日后一直想着小董自杀的现场。温强从当兵到当官，亲自送走的牺牲者不下十个，铁道兵死人不新鲜，但董向前的死是不同的。他自己洒出自己的血给你们看。有没有干丑事，那都是有血性的血。
许多年之后，温强在“补玉山居”小住，老板娘小曾问他怎样和李欣认识的，他差一点儿就把实话告诉她了。
一天，成了兵部文化科温干事的温强在电话上听出一个熟悉的嗓音。这是李欣愿意做个礼貌乖巧的女人时的嗓音。她问张主任在不在。温强问哪个张主任。就是“外办”的张主任啊。没有什么张主任。哎哟对不起，总机班插错电话了。她没在电话上跟温强相认。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北京春风扬沙，细沙打在玻璃上“嚓嚓”响的季节。温干事在董向前事件后托老乡给他活动到师里，又托在兵部的老乡把他活动到政治部文化科，管俱乐部的业余球队比赛。在温强从黑瘦英勇的阎王连长变成细皮嫩肉、懒洋洋的干事期间，铁道兵们也变成了一帮铁道建筑工。一个下雪的新年早晨，起床号哑了，人们从营房、宿舍走出来，还是绿军装，却没了“三点红”。人们奇怪了，没了“三点红”的绿军装多么庸肿丑陋！而穿着这种绿衣服的人也都丑陋了几分。丙种兵全靠那三点红打扮呢。
温强耳朵里全是李欣的甜美嗓音：“对不起……”
他突然抓起电话，把电话要到通信科的总机室，四个月前还是电话兵的女孩们现在都是电话小姐，一副含气半哑的流行嗓音：“要哪里？”
“刚才谁接的文化科？”温强问。
小姐们相互打听了一番，一个小姐说是她接的。
“怎么老接错电话？脑子整天想什么呢？”温强说道。他在错怪小姐们，但错怪就错怪吧。
“没接错呀？刚才那个女的是要的文化科呀！”那个电话小姐最多十八岁，奶声奶气从流行嗓音下冒出来。
“人家要的是外办！外办该他妈装十部电话！装十部都不够他们忙的！……”他还想说外办忙着把丙种兵们当“猪仔”卖出国，去国外那些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出苦力、修铁道，赚的钱外办的人先滋润。但他及时管住了舌头。虽然他已从一个雄心勃勃的温连长变成了胸无大志的温干事，他还不能把吊儿郎当的话说过头。胸无大志的人有一大共同点是过头话不说过头事不做。
电话小姐再次说她没接错电话，刚才那个从门诊部打出来的电话确实是要她接文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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