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有不忍言者,世事有不能言者,世事有不得而言者,世事有言而不能尽者……地皇三年七月,长安这座当时地球上最伟大的都城,生机黯然,满目凄凉,仿佛一夜之间,便时光倒流,回到了史前的大黑暗时代。从东方飞来的蝗虫,几乎无穷无尽,持续袭击着这座都城,遮天蔽日,难见光亮。蝗虫所到之处,啃噬咀嚼,洗劫了贫民的口粮,掠夺着穷人的家当,庄稼化为乌有,牲畜唯余白骨。

跟随蝗虫而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拥来的数十万饥饿流民。他们抛弃了世代厮守的乡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跋山涉水,抵达帝国的都城。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如果全天下人都在饿肚子,至少皇帝那里总还是有东西可吃。至于长安有没有九九藏书足够的食物,他们并不知道。就算有足够的食物,皇帝会慷慨赐予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否则也绝不敢来麻烦皇帝和朝廷。如果皇帝赏赐食物,那么就吃;如果皇帝不肯赏赐食物,那么就死。死在长安也好,死在天子脚下,至少可以让皇帝知道,他们是被活活饿死,至少可以让皇帝看看,他们在死前又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他们将用他们温顺的死亡,作沉默的反抗。

面对流民大规模拥入长安这样的突发事件,王莽本来早有预案。王莽颁布过五均政策,当粮食价格处于低位时,由国家从市场购买粮食,作为储备,一旦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则抛售储备,以平抑粮价。

此时,中央政府拥有的粮食储备,正好派上用场。王莽于是命宦官王业为养赡官,责成其开仓放粮,赈济流民。王业荣任养赡官,粮食分配大权在握,再没有比这更肥的肥缺了,尤其是在今年满世界饥荒的大背景之下。如今,王业手中的粮食乃是比黄金更为稀缺的物资。汉代的米价,平均一石约为一百二十钱,在汉宣帝时,最低曾经到过一石五钱,如果是这时,王业将粮食赈济出去自然不会心疼。然而,眼下的米价却已经飙升到一石五千钱,暴涨了数十倍不止,而且依然供不应求,王业就不免开始了算计:与其送给流民白吃,不如拿去高价卖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趁此时大赚一笔,等到灾年过去,米价恢复正常,再想有这样暴利的机会可就难了。至于流民的饥饿嘛,忍忍也就过去了,这么贵的粮食,白给你们这些贱民吃了岂不可惜。

于是乎,王业伙同手下小吏克扣公粮,中饱私囊,大发国难之财。灾民的食欲只能屈服于官吏的贪欲,长安城中饥馑日甚一日。大臣纷纷上书弹劾王业,王莽接书大怒,责问王业。王业狡辩道:“陛下不必多虑,所谓饥馑者,皆流民也。”王莽斥道:“天子无外,流民也是朕之子民,何得使其饥饿?”

王业匍匐汗下,唯恐贪污败露,只能嘴硬到底,谎称流民都已安置妥当,并从市场买来粱饭肉羹,持示王莽,道:“居民日常饮食,皆如此。”但凡帝王,大多幽处深宫,对民间何尝有过调查研究,最多临朝听政,做一耳食之徒。而这也就决定了历代帝王之通病:总是高估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准,同时也高估手下官僚的道德水准。王莽也不例外,看看王业手中的粱饭肉羹,嗯,有荤有素,有粗有细,既健康,又营养,当即大喜,对王业厚加赏赐,奖励其办事得力。

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王业只是象征性地发放了些许粮食,导致的结果便是流民十有七八被活活饿死。以流民总数五十万人计,则饿死者当在四十万人上下。饿死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因为不曾亲见,只能说毫无概念,因为你根本无法想像。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虽是战争行为,却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而在长安活活饿死的这四十万人,却并非因为战争,纯属帝国官吏的腐败和不作为。《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观新朝王莽之败,岂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而在这样的乱世,孟老夫子笔下的君子看起来更像是伪君子。流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且莫说是禽兽,就算是人,也开始被杀死充作食物。

那些侥幸没被饿死而且也不愿吃人的流民,每日在官兵的监督之下进入长安城,排队领取限量供应的菜汤或稀粥。他们在队伍中安静地等着,也不知道轮到自己时,菜汤稀粥是否还有。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许就有人忽然跌倒,头一歪,睡了过去,再也不会醒来。其他的人,只能相对无言,心内饮泣,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我们所谈论的,并非一朵花的凋谢,并非一滴水的湮灭,而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饥饿中凄凉死去。陆游有诗云:储泪一升悲世事。此情此景之下,这句话是多么的小资!面对如此惨剧,即便以东海为双眼,以长江为泪腺,其悲又如何能够?《四十二章经》记佛说:“既离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难;六情完具,生中国难。”呜呼,这些流民虽得生于中华上国,却罹遭乱世,其命运之凄惨,反不如盛世之犬马,而又何幸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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