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生的稷山之战和李舜臣的鸣梁海战，是联军在九月取得的两场关键性胜利。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保证了汉城的安全；鸣梁则使日军意识到需要全力保证补给线的安全。两场胜利的影响叠加到一起，让日军陷入既缺乏进攻的勇气也担忧后勤补给被截断的境地。
但事实上九月中旬的态势，对日军相当有利。全罗道已经大半沦陷，通向汉城的大门也已经洞开。明军的主力兵团尚未齐聚，而李舜臣的舰队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日军却因明军和朝鲜军发起的这水陆两战而不敢继续北上，他们占领了稷山以后，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战刚结束不久，原本针对全罗道的日军左路军在井邑——李舜臣曾经就职的所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不是乘势北上，反而是全军转向南下。井邑本来就在全州南面，你还继续南走，说是去扫平全罗道，谁信啊！？
日军的右路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杨镐与麻贵为了防止日军从另外一个方向偷袭汉城，派遣参将彭友德前往汉城东南方向靠近庆尚道的青山。在那里，彭友德没碰到进攻的日军，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军。彭友德哪肯放过这个机会，率兵追击。双方甫一交锋，日军就开始撤退，根本无心恋战。彭友德追杀了一阵，发觉日军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脚步。
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被明方称为青山大捷，因为被杀退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朝鲜最穷凶极恶的加藤清正。
好不容易摆脱了彭友德追击的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报恩岩，又遭遇了朝鲜军郑起龙所部四百人。时值大雾，郑起龙一通乱射，射倒日军十几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声冲入敌阵，反而“良久不敢动”。郑起龙趁机带兵护送沿途朝鲜灾民离开，两边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发地西生浦，黑田长政返回东莱，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岛津忠丰重返泗川，其他日军将领也纷纷放弃占领城镇，回归驻地，继续盘踞从顺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区。汉城之围，不战自解。明、朝联军高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到麻贵亲自探访了被日军放弃的全州，这才确认日本人真撤了。
明军指挥部很清楚，这肯定不是日军补给造成的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全罗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顺天以后，顺天以南的丽水港也沦落敌手，李舜臣的小舰队被迫退守到古今岛，与日本隔罗老岛相望。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威胁到釜山。更何况，日军的战线并不漫长，只限在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运输不会有太大压力。
也不是天气问题。这会儿才九月份，离朝鲜严冬还有几个月呢，再说打下汉城过冬，岂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补给问题，也不是天气问题，那么日本人到底怎么了？
丁酉再战，从开战到十月收缩，日军的行动呈现出了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求战欲望十分低下，行动十分保守而显得暮气沉沉。
日军右路军在初期通过巧妙佯动，绕过朝鲜军的封堵直扑汉城，这在战术上是一个精彩的战例，但却缺少了壬辰战争时一往无前的锐气——如果是在壬辰时期，日军根本不会把面前这点朝鲜军队放在眼里，什么佯动，什么迂回，直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大踏步地击穿敌人阵地就是了。而日本左路军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只会在南原这种十倍于敌的围城战中才会踊跃杀敌，似乎几万大军簇拥在一齐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这种双方战力旗鼓相当的战斗，哪怕对手仅仅只是几千明军，日军立刻开始叫苦连天，甚至连带着几万大军的毛利也依然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日军大部分将领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被明军打怕了，也厌倦了。壬辰之战告诉他们，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一遇见明军呈进攻状态的死磕，就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而大家一致不可言说的潜台词则是：我可不想为了您的脸面，拿自家的家底去和可怕的明军决死。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联军在日军撤退以后，慢慢地整军，慢慢地前进，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谨慎而龟速地试探着前方。整个十月，日军龟缩在沿海不动弹，联军则站得远远的，一脸警惕，战略态势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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