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贵在回韩王村的一路上别提心情有多郁闷了。一方面，他明白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如果自己是罗队长，也只能说那样一些话，也肯定除了相陪着汇报者着急上火唉声叹气，再就是一筹莫展徒唤奈何。另一方面，又因罗队长将话说得过于冷静过于直白而大为不快。理是那么个理，但话可以不那么明说嘛！干吗非那么明说呢？其实，他走在进山的半路上，就已经估计到注定是白去一遭了。一年十二个月，几乎月月有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好乡亲乃至优秀的抗日运动领导者落入敌人魔爪。有时是一个，有时是几个，有时是一批，即使明知他们还没被敌人残酷地杀害，那也只有干着急啊！何况，敌人往往以我们被捕的亲爱的同志、战友、乡亲和领导者为诱饵，布下陷阱，单等我们的营救人员往圈套里钻。稍有点儿大局意识，那就不能轻举妄动啊！每有一个自己人落入魔爪，便找到我们的武工队或正规部队要主张的话，那不简直是儿童般幼稚的行为吗？再者说了，王文琪不是党员，算不上是好同志；不是对敌战斗成员，算不上是好战友；更不是抗日运动的什么领导。就目前而言，往最好了说也只不过是韩王村一个好乡亲。即使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每一个韩王村人都认为他是好乡亲。不错，他救了韩柱儿一命，也使一些孩子免受鬼子的伤害，但他在万恶的鬼子面前那种种可以说是下贱之极的表现，却是某些乡亲们打心眼里嫌恶的。他教孩子们唱日语歌尤其是用日语唱日本歌，更是某些乡亲们所难以接受的事。特别是那些有亲人被鬼子杀害的人，背地里已开始叫他“汉奸王”了，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因为这么样一个人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里去了，还没有什么消息从县城传出，预兆着鬼子将要把他杀害了，自己作为韩王村地下党支部的支书，风风火火地急走了一天进到山里，找到武工队队长，逼着似的非要求武工队队长当面给出主张，实在是小题大做强人所难嘛！但即使理解罗队长半句错话都没说，他心里的不快却难以消除，实际上，他是希望罗队长用另外一些话骗他，比如罗队长完全可以这么说——成贵啊，大老远地进到山里来，辛苦了！你放心回去，我会派武工队员混入县城去打探情况的。如果鬼子并没有杀害王文琪的打算，还则罢了。如果有，咱们武工队一定要想方设法地营救他！他是受过边区正规部队首长口头嘉奖的人，咱们怎么能不营救他呢？或说——成贵啊，你放心回去，情况我一定及时地郑重地向咱们正规部队的首长汇报，如果王文琪的生命确实危在旦夕，那具体怎么个营救法，要按首长们的作战方案去执行。早就该教训教训池田那老鬼子了，说不定首长们意见统一了，咱们就对县城来一次突袭，一举将鬼子都消灭了，将池田那老鬼子活捉了，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
哪怕他看出来了听出来了罗队长明明是在哄骗自己，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那也不枉自己从天蒙蒙亮走到天黑进山一次啊！
偏偏，罗队长是个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向不打诳语，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的人，结果使韩成贵有了一种类似自讨没趣的委屈感。
他回到韩王村时，天自然又黑了。他女人告诉他，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过几次了，都为的是向他探听王文琪的安危。
他没好气地说我和大家一样住在村里，又不是住在县城，我哪里会知道呢？
他女人又告诉他，韩大娘也来过几次了，也许有些人还聚在韩大娘家里等他回来。他女人知道他是在党的人，也知道在群众和武工队之间，他是个重要角色。但那女人明智得很，从没捅破过窗户纸。
韩成贵二话没说，喝了一瓢凉水，抓起一个窝头，边吃边就来到了韩大娘家。进门后，见该聚一块儿的人都聚一块儿了。他三口两口吃光窝头，立刻说起了和罗队长谈话的内容。没按实际情况说。觉得若按实际情况说，人家心里八成也会郁闷起来。他是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来“传达”罗队长的话的。他虽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之下，比罗队长说话活泛多了。
大家听了他的“传达”，一个个像吃了定心丸，虽然心情还是无法完全稳定，却毕竟不再是那种坐立不安的心情了。韩王村是有几个人死在鬼子的刀枪之下的，但罪恶不是藤野那个班的鬼子犯下的，而是之前驻扎在那座炮楼里的鬼子犯下的。藤野那班的鬼子们接手炮楼以后，他的战刀尚未染过中国人的血，他那个班的鬼子尚未枪杀过中国人。在别处杀害没杀害无法知道，杀害过多少也无法清楚，但自从来到华北这一处地方，进驻了那一座炮楼，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或者也可以说，还没顾得上大开杀戒。人的心理是这样的，亲人一旦被杀害了，死人无法复活，悲痛一阵子，渐渐那悲痛就化作了仇恨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又渐渐的，悲痛被仇恨替代了。而悲痛是令人夜不能寐的，担心也是令人无法成眠的。但仇恨却不是那样。仇恨恰恰相反。人心里一旦仇恨满满，反而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实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正是有仇必报，十年未晚的“境界”。可如果亲人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被杀死了，而是被押往狼窝虎穴了，那种不安那种担心，是比悲痛更折磨人的。那是对人性最柔软处“实行”的一种酷刑。虽然王文琪不是在韩大娘家那些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亲人，但他在村里一向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并且一向对乡亲们温良恭敬，很有人缘。说他是一位好乡亲，那是符合实际的。对在韩大娘家那些人而言，尤其是好乡亲。罗队长都当着大家的面吸收他为“内部人”了，那还不是好乡亲吗？他们与那些心里暗生着对王文琪的鄙视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些“内部人”都知道，王文琪那些被某些乡亲所嫌恶所鄙视的做法，是经过一级级批准的。而且两天前的事实也证明了，十几个刚刚唱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孩子，因为会用日语唱歌，哄得鬼子开心，居然一个也没受伤害，是多大的幸运啊！尽管藤野们那天是冲王文琪来的，但若看着中国孩子突然恶性大发，战刀劈一个，刺刀挑一个，开枪打死一个，对于他们那还不是儿戏般的事吗？他们以“内部人”看待“内部人”的眼光看待王文琪，于一般乡亲感情之外，自然又多了份特殊感情。受两种感情的压迫，就都觉得如同自己一个亲人落入虎口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一个个眼睛红肿，分明的连续两夜都没睡好。听了韩成贵的“传达”，都吃了颗定心丸。倒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担心了，而是担心小了。起码，认为王文琪的命是有保障了。于是很快也就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补觉。
韩成贵回到家里却彻夜未眠，翻过来掉过去的，一合眼就见王文琪在被鬼子用酷刑折磨，逼他出卖“内部人”。遍体鳞伤的王文琪则痛苦哀号不止，就要经受不住拷打了。结果惊醒了。惊醒之后，大睁双眼，那可怕的情形也同样在眼前浮现，耳旁仍有声声哀号回响。
一夜噩梦连连的韩成贵，第二天上午谁也没告诉，悄悄进了县城。他要独自打探一下王文琪的处境。他并没去找在县城里的地下关系，怕引起特务们的注意，而是向一些三教九流的熟人打探。他年轻时曾在饭馆当过跑堂，结交下了五行八作的朋友。但从朋友们口中一无所获，都说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亲戚王文琪的事。他看得出，他们并没骗他。这就令他更替王文琪担心了——也许从村里押走王文琪不是鬼子的一般行动，而是“特高科”的行动。他那些朋友，大抵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连他们都一无所知，足见那行动的保密程度啊！而被“特高科”带走的中国人，竟然活下来的几乎没有。往往是再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也不仅是替王文琪的生死万分担心，也是替自己及村里“内部人”们接下来的安危提心吊胆。倘王文琪经不住酷刑招了，那么鬼子第二次到韩王村去抓的人，首先必是他韩成贵无疑啊！
一无所获的韩成贵回到村里，对自己悄悄进了县城一次的事守口如瓶，没跟任何人说。一无所获，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还不是陡增别人的不安和郁闷，所以也就只有自己一人继续受那份儿不安和郁闷的折磨。
又一天过去了，王文琪没回到村里。
又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王文琪仍没回到村里。
韩成贵带回来的那颗“定心丸”，其镇定的效力渐渐在人们心里消化掉了，失效了。人心于是起了变化，替王文琪的担心快没了，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成对他这个人的猜疑了。猜疑既生，则是越猜疑点越多。是啊，他在日本十来年，说是求学，谁知他究竟在日本成了什么人啊！他被押到炮楼里去，那对别人是九死一生之事，为什么他就能安然无恙地离开呢？他说他跟藤野那厮只不过说了些什么什么，可究竟说的是什么，别人也没法搞清楚啊！为什么藤野信任于他？仅仅因为他在日本呆过，日语说得好吗？为什么此次被鬼子客客气气地“请”到县城去那么多天，连点儿关于他的消息都没从县城里传出过？
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已在村里蔓延，全村笼罩在不祥之中。许多人预料某一天鬼子会突然扑入村子，王文琪自然也跟回来了，狐假虎威地带领鬼子抓这个抓那个……
连韩成贵也是如此了。
然而孩子们心里却只有替他们的老师的担心，没有什么猜疑。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谙大人们因被伪装蒙蔽所历的危险，也不谙暴力四伏血腥遍地之年代大人心的复杂和叵测。他们白天经常聚在村口张望，有的还爬上树，久呆在树上眺望，想要望到老师回村的身影。
第六天晌午，孩子们慌慌张张地跑进村向大人们报信儿——又有鬼子们的几辆摩托向本村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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