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在村里原本是有一处高台阶阔门楼的大宅院的，占地约四五亩，里外三进大小总共二十几个房间。他祖上原是京城的名医，有自家的药库。清末民初，先人过世后，家门的医名在京城不那么显赫了，于是满门搬离京城，回到原籍，盖起了那大宅院。他祖父此后没再入过北京，只居住在县城里行医。祖父一死，父辈人闹分家。他父亲决心遵从祖父的遗嘱做那老宅的守护人和家门医名的继承人，而叔伯们都家家巴望着离开村里。结果自然是各遂所愿，钱财细软十之八九被叔伯各家所分，老宅和少许古物件归在了他一家名下。军阀内战的年头，他家在县城里的医堂不止一次遭到兵痞的骚扰和抢掠，名贵药材被洗劫一空，女眷们还受到过调戏与凌辱。他父亲一气之下，关了医堂，干脆回到村里做起了宅公，那自然是坐吃山空。华北沦陷后，日军占领了县城，原野上到处筑起了炮楼。县城里的炮楼里的日军经常率领伪军蹿到各个农村烧杀奸掠，而他有个小他一岁的漂亮的妹妹，遂成最使父母担惊受怕的“心病”。每次一听说日伪军又要来了，往哪儿藏也还是个提心吊胆。父母年纪已大，总那么样非长久之事，于是他父亲决定托一位老友的儿子将女儿带去香港。他二伯一家那时已定居香港，经营一家衣布店，生意还算可以。按他父亲的安排，是要将妹妹寄养在二伯家，并由二伯做主，在香港寻得佳婿代嫁了，以早日了却一桩心事。殊料那老友的儿子与他的妹妹一并失踪，多方打听仍无下落，生死不明。他父亲那一急非同小可，病倒在床。那时他在日本，收到家信赶回村里，父亲已逝。王家对村人们一向仁慈，诊病给药每分文不收。村人们对他王家人也一向尊敬，齐心协力帮他母亲将他父亲埋葬了。他虽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却陪伴着母亲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他见到的也是卧床难起的母亲。在那一段日子里，老鬼子池田的一团人对这一带进行扫荡，将他的家占领为团部。一边是病倒在床奄奄一息命脉如丝的母亲，一边是穷凶极恶的鬼子，使他咀嚼到了种种屈辱滋味。鬼子军官还当着他母亲的面接连扇他的耳光，但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他口中也没说出过半句日本话，更没企图利用过自己是东京大学日本文化史博士的另种身份自保一下。日军撤走当天他母亲就咽气了。老夫人分明强努一口气活着，为的是能带着一种安心而死——起码知道日本人走之后儿子还有生命。
当然也是乡亲们帮他埋葬了他母亲。
而那时的王家宅院，已多次遭过轰炸，处处残垣断壁，梁倒檐折，几成废墟了。他收拾出了一间角屋，孤单单地住了下去。
他是可以远走高飞，避开战乱，去往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重新料理人生的。盘缠他是不会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包括国外，即使几年内没有收入，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成为问题。
但他选择了留下。
他觉得自己决不能一走了之。
他要报答乡亲们帮他埋葬父母的恩德。虽然他从没对任何一个乡亲这么说过，心里却真的是这么想的。而那报答的大愿望，在当年，除了是与乡亲们共历苦难，再也就只能是给乡亲们治病和教他们的孩子识字了。
韩成贵来到王家的地点，踏在王文琪住的那一间角屋外墙的瓦砾堆上，从窗纸破损的后窗向内窥望，所见却是王文琪的背影，双膝跪地，显然在对着什么祷告。
韩成贵没看分明，这反倒使他非要看分明不可了。他蹑足地下了砖瓦堆，绕到门口，闪在门一侧再看。这一次看分明了——王文琪面前摆一只小凳，凳上放着有底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还“悬”着一人物，除了腰部有布状纹遮羞而外，几乎是裸体的外国男人的偶像。而他双手也持一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词。
韩成贵不知小凳上放的是耶稣受难像。没见过。
他在门外干咳了一声。
王文琪立刻站起，同时拿起耶稣受难像打算往什么地方藏。正旋转着身子不知藏哪儿是好，韩成贵已一步跨入了屋里。
王文琪将拿在双手的大小两个十字架往身后一背，极为不快地瞪着韩成贵，那副表情的意思是——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可以偷偷跟踪我，监视我？！
韩成贵笑道：你不就是一心急着回来拜神祇嘛！这你可以明说呀。你偏不明说，那我能不奇怪？我奇怪了，能不跟着你来看个究竟？你刚才拜的是何方神圣？
王文琪听出他的语气老大不以为然，矜持地说，我知道你是个没有宗教情怀的人，跟你说了，还不更使你取笑？我不拜了，你也别再多问了行不？
韩成贵说那不行。罗队长不是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跟你说过了吗？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而且是我们的人中立了大功的人。你信哪路神祇，这情况我是必须掌握的。
王文琪问：真的？
韩成贵严肃地说：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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