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鸟瞰，刚落成的八栋“中华商场”大楼像放大了的八节火车站月台，沿着纵贯铁路，从昔日“台北府城”南门，随着铁道蜿蜒到北门。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商场每幢楼都盖得一个样，楼高三层，由北向南，依序高挂八德中一个字为楼号，两端漆了1至8与八德相应的阿拉伯数字；当时大家俗称忠字号楼是“1栋”，平字号楼是“8栋”。
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以后，老美在日本驻防的第七舰队还是时不时踅到台湾海峡溜溜弯，“保持中立”一下。因为内战一分为二的国共两党领地虽然大小悬殊，隔海对峙的形势就在国内、国际各种原因之下渐趋稳定。到了五年后的八二三，台湾得到美援守住了外岛，中共又为内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忙得无暇他顾。金门炮战结束，两岸并没有松懈鼓动拥护者拼个你死我活，前线的炮击却悄悄改成了练兵似的“单打双不打”。一九四九年二月仓促离开南京，一年之内搬过广州、重庆、成都和台北四地，最后落脚台北的国民党，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风雨飘摇，转眼十年。当时的边陲省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为了治理泱泱大国而设计的一府五院中枢在弹丸台北扎根；“总统府”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总督府里面，五院及其他“直隶衙门”也多半就近在周围办公。总理“国家”大事的“博爱特区”，和繁华的西门闹区比邻。再往西南几步，就是一九四九年为了收容大量涌入台北的难民，沿铁道草草搭建的棚屋区。经过“十年生聚”，这个没有铁丝网的难民营已经人口爆炸，龙蛇混杂，却位居要冲，成了首都之瘤，公家就下了决心整治，调来国军工兵，很快就把铁道旁的违章建筑拆除一空，委托随国府迁台，政商关系良好的大营造厂，盖起一整列八栋公开发售的商场大楼。
不少相信官方口号，痴等“反攻大陆”，在棚屋区“暂居”了上十年的难民，这下因为都市发展，被迫领着起名“台生”、“怀鲁”、“念湘”的儿女另外找地方栖身。虽然商场公开销售前很多都被有办法的人认购去了，一些手里有积蓄或能挪借、融资的棚屋居民不愿他迁，也有得以把握认购承租的优先权，买或租下商场的一个小单位，做起长远打算。
韩家四口就在这时候搬离住了十年的违章建筑，迁入中华商场八栋三楼一个三四坪大小的迷你“跃层”。能容六尺之躯抬头挺立的“楼下”供起居，成年人必须弯腰或爬行的上面阁楼就睡人。
户长韩国清个头不算小，胖脸上镇日笑眯眯的不大说话，任谁也看不出来几杯黄汤下肚，这个温驯得像泰迪熊一样的中年男人，可以把身材相当的老婆从三楼追打到大马路上去。韩太太叫翟古丽，曾跟人说“古丽”是她姥姥家乡话“花”的意思，所以外号“花大姐”。花大姐黑实高壮，比实际上一般高的老公看来还魁梧，一口清脆的京片子，自称“回回”，跟人生气私下骂：“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全是‘伊不利思’！”古丽告诉女儿，“伊不利思”就是经文上的“魔鬼”，是最厉害的咒骂。
国清早年踩过三轮车养家，后来开了几年出租车，不久前转工替在近郊阳明山别墅里的有钱人开私家车，只有星期天放假回家。古丽在离家几步路的巷弄里，租别人院墙打开搭个门脸，经营一家不挂招牌的五六人座小牛肉面馆。虽然没有店名，可是都知道老板“花大姐”绝对不用来路不明、非“清真”食材。酒香不怕巷子深，渐渐传出口碑，就把厨房外挪，增加座位；弄块遮雨胶布由门朝外一支，下面、蒸饺子的锅灶就出去了，再把院墙开个窗洞，支上案板，擀面的地方就有了，洗碗用的大铝盆更早就堂而皇之地搬在店门口占用了巷道。这些家私等店打烊的时候搬进屋一锁，费不多点手脚。可是简单一挪动，巴掌大地方，就挤得进双倍的客人吃面——那时候台北的人一般都瘦。
夫妻俩长得都“不咋的”，两个女儿却都如花似玉，还各有各的美，各姓各的姓。大女儿张爱芬明显是收养的，矮家里其他人一头不说，讲话轻声细语，容貌举止也比家人秀气。爱芬快二十一岁了，还在读高职，她小学入学晚，高中又因故休学过一年，复学时候降转本校夜间部，就前后耽误了两年。白天常见她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儿童澡盆般大的铝盆刷碗，偶尔抬头挥汗，白皙的瓜子脸上虽然眉目略为清淡，可是朱唇贝齿，丹凤眼未语含笑，不免我见犹怜，让人诧异陋巷中竟藏有这样一个蓬门碧玉。小女儿叫韩琪曼，上同校的日间部高二，等闲不到店里来；就算学校放假，她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来店找现成的吃，也只吆喝几声，顺手算算账。琪曼十七八岁，正是顾忌形象的时候，她不沾粗活，更别提像爱芬一样叉开脚蹲坐在路边洗碗。反正店里再忙她老妈也死活叫不动，拿她没辙。琪曼皮肤白里透红，五官漂亮得让看见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大叫一声好；跟姊姊邻家女的清秀不一样，琪曼大眼高鼻，美得张扬，连身材都比大三岁的姊姊发育好。非要鸡蛋里挑骨头找缺点，那就是这美人有双洋妞般的大脚，而且头发不够黑。那时候华人以乌黑秀发为美，“黄毛丫头”是贬义词，没有染成亚麻色做造型的风尚。
南方人吃的烂糊面和花大姐劲道十足的北方手擀家常面不一路，本地人当时也不大吃牛肉，甚至听说“清真馆”的可能都没几个，所以小店熟客多半是北方人，渐渐更有伊斯兰教友慕名而来。健谈的客人都和热情的老板做了朋友，店里忙的时候代为端面、收钱的也有，像到了自己家一样。熟客里面有一位许先生与其他不同，许先生大名志贤，二十出头年纪，是附近一个公营事业单位的小职员，寄居台北的亲戚家，公余补习准备考大学夜校进修升等。志贤在台南出生、长大，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欣赏花大姐的纯北方手艺，三天两头就要来小店报到，说是店里的牛肉面和小菜让他吃上了瘾，“不吃会难过”。
志贤从非节假日中午用餐高峰当义务跑堂起不把自己当外人，后来就抢着洗碗，还改口跟着爱芬叫古丽“花姨”。古丽看小伙子这么喜欢吃她家的面，手脚勤快，人上进，嘴又甜，心里高兴，人来就让他在店里随便吃，免费。志贤有空就来帮忙，他寄居的亲戚家吃饭不讲究，伙食不合志贤口味，来店等于打了牙祭。
志贤一来店里，就卷起袖子，什么都做，最喜欢蹲在巷子边上和爱芬一起洗碗，可是也一定算好时间告辞，顺路护送爱芬去上学。古丽是过来人，自觉看得出来志贤对爱芬有献殷勤的意思。不过爱芬虽然当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毕竟是遇人不淑再嫁到国外去的朋友托在家里寄养的，一直以来的计划都是等爱芬高中毕业去美国和母亲团聚，古丽就也不敢鼓励促成这段看起来挺登对的姻缘。不过古丽年前为了顶生意和住房，擅自挪用了爱芬母亲给女儿准备的路费，眼看爱芬高职就要毕业，小店生意虽好，可是将本求利，盈余有限，亏空一时补不上，古丽就又盼望两个小孩真的要好起来。她揣己度人，私心掂量女人一旦有了想跟的人就变得又疯又蠢啥也不管不顾，别说美国，脑袋清醒之前，天国也不想去；自己就能多点时日存钱还账，把摊牌的时间往后拖一拖。
小店生意越来越好，古丽请了个杂工老秦来帮忙，主要负责擀面。哪怕强壮，古丽一个女的，天天开门来这么多人吃面，实在做不动。晚上回家灯下算账，店里收入确实不错，可是生意好，开销也跟着增加，离补上亏空差得远了。古丽无奈，只希望爱芬越晚跟她要钱买飞机票越好。
几个月下来，志贤成了小店不支薪的钟点工，他什么时候来店里好像神出鬼没，其实自有一套班表：既是他上班和补习之间的空当，又一定要爱芬也在。老秦有时候忙坏了火气大想骂人，好不容易送走了周日高峰最后一个客人，坐下来吸根烟休息，他不晓得志贤只是“志工”，反正拣个不在场的对象泻火：“那个兔崽子今天又不来？是晓得现在咱们星期天也忙是吧！”
爱芬微笑道：“秦叔，人家不是我们店里的！人家今天要补习，星期一才来。”平常也没看见两个人讲什么话，爱芬倒对志贤的行踪很清楚。
“‘人家’是谁呀？”琪曼想用手指拈一块腌黄瓜吃，被正分装凉菜到小碟的古丽一掌挥开。
“哦，那个免费来洗碗的家伙。”琪曼自问自答，躲过妈妈防卫腌黄瓜的手，继续捣乱。古丽在她手背上重敲了一记，骂句“走开”。琪曼索性抢过一小碟已经装好的黄瓜跳开到旁边去，却用手吃了两块就放下了。古丽看看那碟再不能拿出去卖钱了的小菜，嘴里骂道：“你就是来讨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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