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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写给了你许多，但是我仍然意犹未尽，我无论如何应该再专门写一章告诉你我十九岁时候在台灯底下读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感受，在灯下聆听柴可夫斯基、舒曼的感受，为了再重温一次，为了再过一回十九岁，我甘愿付出一切代价。
十九岁的时候，我天天感动，我窍窍通天，我事事神奇，我字字光焰，我人人亲爱，我的所有细胞都流淌着信赖、赞美、崇敬、奉献，更重要的是爱恋。
十九岁的时候我认为台灯的亮起是智力劳动的极致，是集中精力的极致，是思想者的生活的极致，是与上苍，与宇宙，与革命导师，与党的领袖，与人类天才交流切磋的进程的开始。台灯的亮起，开始了人类的智慧与良心发展的崭新阶段。
从二十岁刚过时我就想，我希望上帝能满足我的要求，如果只可以满足一天，我的要求就是让我再过一天十九岁，如果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两次，那就让我两次回到十九岁。
其实从道理上讲，我不认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有常常忆起谈起、不离不弃的理由。我貌似豁达贯通地不知说过多少回：年轻就是年轻，何必少年老成？少年老成的人剥夺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扼杀了自己的青春，他她没有流出自己的少不更事的眼泪，没有作自己的多情多姿的诗篇，他她没有写下，更没有送出自己的冒失的依旧是委婉的求爱书信，没有在睡梦与遐想里悱恻缠绵与跪下来求婚。没有酸酸地顾影自怜过，也没有苦苦地聆听过自己的热血沸腾：泡沫碎裂，脉搏如咚咚的战鼓。
是的，我的父母那一代，他们的一生是一个没有做成，甚至没有做出的梦。是一封没有投递，乃至没有写下来的情书。是一首没有来得及张口，就被各种苦难、各种钳制、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贫困，更被几千年来伟大却又太可怜巴巴的中华呆木与鄙陋封杀了的歌谣。是一直没有开始却宣布了结束的长篇故事。
我也不喜欢那些长不大的老纨绔、老顽童、老莱子。从幼年时代，老莱子梳上小抓髻怡亲的故事就令我作呕。我确实觉得他们有点恶心，正像我不喜欢同胞们说起话来动辄我老婆子我老汉地老老老老个不住一样，我也不喜欢欧美人谈龄色变的自欺欺人。他们怎么会这样不敢面对时间与年纪？他们怎么突然失去了科学精神、实证主义、务实面对的态度？生老病死，带来了人生的悲痛，也带来了人生的滋味，活着就是尝味体会味儿。生就是老，病就会死，如果生而不老，与不生何异？如果病皆痊愈，与不病何殊？有人绝对正面含义地将我也归入那永远年轻的一类，我知道，那只是说说，图个吉利。呜呼痛哉，谁能不成不长，不大不老，胡（通who）有驻颜妙术，永葆娇妍？胡能老那么娇滴滴、傻呵呵、怔磕磕、气呼呼，要不就情脉脉、软绵绵、装嫩卖萌、豆芽菜娃娃菜到永远？
我还知道文学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重要与伟大。文学使人软弱使人神经兮兮，使人夸张使人难于与他人相处。一个知名度与拥戴度都很高的伟人说过：“这么多青年喜欢文学，弄不好，要亡国！”
再说，我的十九岁不仅仅是多愁善感，梦幻如霞，心愿入云，豪情似碧海雄风，大言如天际海啸涌动。我的十九岁是苦干的十九岁，是加班加点的十九岁，是从早到晚学习领会指示、落实贯彻、处理各种实务、忙忙碌碌的十九岁。
我十九岁的时候天天忙于发展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讲团课，取缔一贯道，发动天主教三自（自传、自养、自治）革新、中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直到给志愿军做炒面支前等等。
但我仍然要与你讲台灯下十九岁时候的阅读与听赏音乐。那时候台灯是一种高雅，如果不说是一种奢侈。一间办公室：桌椅、文柜、沙发、案头的片艳纸、订书器、墨水瓶、铅笔、钢笔、笔筒、笔架，还有墙角的一盆万年青，都隐藏在黑暗里了，就连我十九岁那年昼夜相伴的充满革命锋芒、部署周到与策略出神入化的上级文件卷宗也暂时韬光养晦了。一束柔和的白光照在桌子上的一本唐人的诗歌，或者欧人的小说上，而透过半圆椎形的灯罩的花饰，橙黄色的光线，渐渐渗透四射，半明半暗地照耀着我自己购买的一台老旧留声机。世界不再打搅你吵闹你了，你的心思全部集中在文学与音乐上。
那么音乐呢？音乐的伟大在于它的无用，不中用，只中听。世界有中听而不中用的音乐，有中看而不中使的文学，这才显示了人生的另一个大层面，烦闷的层面，沉醉的层面，空茫的层面，激动到了无以复加软弱的层面或者软弱到了激昂慷慨的层面。绘画本来也是中看的，同时它中藏，它变成了收藏品，它因收藏而褪色了。文学与音乐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自我弱化，自己感动自己，安慰自己，支撑自己。
那个时候我是那样地崇拜书籍，一进新华书店，你闻到的油墨香气，你看到的各式封面与装帧已经令你惊叹，而未来的未来你也要写一本书的想法令你喘不上气来。也许应该说，崇拜的是文字和语言。每种感觉和念头，每种回想和忖度，每样快乐和忧伤都有三九二十七种表达与记录方法，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字词句与结构语法修辞，有不同的效果和滋味，有不同的风采与格调，有不同的质感与手感，它们缔造着不同的世界与心境，它们引领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十九岁的时候，“你好，爸爸。”“再见吧，妈妈！”“故人别来无恙乎？”“想你。”“谁知道呢？”还有“我们都老了……”和“我走了。”都能感动得我号啕大哭。不要笑我，所以我不是一个在政治生活中有多少希望多少出息的人。
十九岁的我志在阅读，志在文学，志在聆听，志在艺术，最后最后是，志在书写。因为我志在人生、生命、人间，唯一能够在迅猛的时间长河里稍稍停留一下、凝神一下、回味一下与咀嚼一下的，那时寻到的只有书、或者画、或者乐谱。如果说我喜欢革命，也有一个原因是革命的非同凡响的饱满的文学性与艺术性、非时间、超时间、抗时间性。所以后来当我得知墨索里尼提倡审美化的政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如闻惊雷，我困惑不已。
十九岁的阅读经验强于做爱，不，当然不仅仅是眼睛在看，不仅仅是嘴唇合合闭闭、磨磨叽叽，默诵无声或有点小声。阅读的时候我的皮肤感到的是拥抱抚摸、割刺鞭挞、冷冻火炙、痛痒与快感钻心。我的鼻子闻到的是花香酒臭、烟熏火烤、男人与女人尤其是女人的体香。更正确地说，那时我没有敢想起女人，我想到的最多是女孩儿、少女，固然也说不定。我的耳朵里听到的是鸟鸣虫叫、风雨雷电、琴管鼓筝、滔滔雄辩。我的头发也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时而坚硬，时而疲软，时而刺痒，时而烧灼。读书的时候我可以从而咀嚼，从而饥饿，从而肠胃抽搐绞痛，从而垂涎三尺。不用说，读书也改变着我的血压血象。读唐诗的时候我常常闻到松竹和兰花的气味。读李商隐的时候我听到的是细雨纤纤。读宋词的时候我听到了潺潺的流水与嗒嗒的马蹄，当然听到过苏轼的惊涛拍岸。读巴尔扎克的时候我触到了法式大餐、法式美酒、法式马车，虽然我十九岁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看见过这一切，尤其是法兰西的健妇。读契诃夫看到了斑驳的大胡须后面其实多情善感的俄罗斯人的泪痕模糊。我也看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黑衣服，被聂赫留道夫毁了的喀秋莎的白衣服。是吗？还有马匹的饲料堆，新鲜的与干燥的还有发了酵的苜蓿草料。是我记错了吗？对，“是我记错了吗”也是我最喜爱的小说话语之一，亲爱的朋友，是我记错了吗？是我吗？是我？我？这些对白我都喜爱得要死。
如果这一天晚上没有别的公务，如果这一天晚上我已经准备好了狄更斯或者雨果，将要阅读的感觉使我心跳，使我微笑，使我含泪，就像与情人约了会面，就像这约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像这次会面将开始我的生命的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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