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性婚变

作者:高和

由于有排骨、红烧肉和糊面包他们在造反派组织里保驾,发生这件事情以后,造反派组织倒也没有把我怎么样,把我轰出了造反派组织了事。我成了逍遥派,整天闲在家里混秧子,我爸则被关进了牛棚。给我爸送饭的时候,我抱怨我爸无中生有地出卖我,坑我害我,我爸嘿嘿笑着说:“你们学生娃娃闹腾一阵就成了,你不离开那个组织,那个组织就得内讧,闹不好还得武斗,都是老百姓的娃娃,谁把谁伤了都不好,那个司令能值几个钱?把那个司令让给别人当去算了,就当孔融让梨、雷锋先人后己嘛。”

被革命队伍开除的失落让叶笙楠填补了,我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往一起凑,让卤猪蹄说着了,我们有方便条件,我们都住在市政府家属院里,他们家就在我们家楼上。她爸成了革命造反派,她妈偷白菜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我爸却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了牛棚,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小心翼翼避开的话题,这个话题会让我生气,也会让她尴尬。大人们都看不起她爸,说她爸是卖身投靠,出卖别人,品质恶劣。我受大人们的影响,看不起她爸,可是我看得起她。我们坐在楼房的黑影里胡思乱想,前面不远处就是农民进城来搞运输的骡马队,不时有马匹咴咴地嘶鸣和劈里啪啦的响鼻声音传过来,老乡烧柴火的烟味跟马粪味混在周围的夜色里,跟我们一起构成怪异的浪漫。我们谁也不说话,好像也没啥话好说,就那么呆呆地坐着。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木木的,一男一女就这么傻坐着,没有甜言蜜语,没有亲昵动作,就这样心里还非常胆怯,生怕被人发现当成流氓。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听说我们这里也要组织下乡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我没话找话地跟她聊起了这件事情。

她问我:“你下不下?”

我说:“肯定要下,我爸现在是走资派,我不下谁下?”

她说:“我也得下。”

我替她分析:“你不一定,你爸现在是临时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你哪能下乡呢。”

她坚定地说:“你下我就下。”

我的心热了,想做点什么表现出来,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就说:“那咱们就下到一起,一起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战天斗地。”

她比我大方,拉过我一只手宣誓一样说:“好,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共同走一辈子。”

没过多久,我们这些“文革”初期轰轰烈烈了一阵的红卫兵就统统被赶到农村去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负责教育别人破四旧、立四新,如今反过来要接受大字都不识几个比四旧还旧的老农民教育,时隔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有幽默感。

卤猪蹄当了破旧立新红卫军的司令,威风了几天之后,红烧肉、糊面包、排骨等人跟他离心离德,不久带着人马从他的战斗队里分裂出来,恢复了破旧赤卫队。他自己也没能威风几天,跟我们一样成了知识青年,汇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之中,他就像企图从水里浮上水面的蛤蟆被人当头打了一石头,又缩回到水里,我们又都回到了同一个起点上。

我们下乡的地方叫野狗坡,离家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四周的农村大都叫这种听起来挺瘆人的名称,比如野狼沟、尸骨坝子、死人谷、冤魂滩等等。据当地农民讲,这里的地除了沙子就是盐碱,正经八百的庄稼人靠种地根本就活不下来。唐宋时期为了抗击突厥、回纥人的入侵,在这一带遍设卫所,戍边军人及其家属就是这些农民的远祖。到了明清时期,西边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亚不赖盐湖被发现,大批盲流拥到这里成了贩私盐的盐枭,这些盐枭有自己的武装,跟政府的官员对着干,很有些造反派的造反精神。一直到解放后,盐枭头子被镇压了,盐场都成了国有企业,贩私盐的活干不成了,这些人才慢慢成了顺民,在党和政府的扶助、指导下开荒种地,逐渐成了像模像样的农民。这些地名都是有来由的,比如野狗坡就是因为一个堡子叫清兵攻破后,人都被杀光了,狗活了下来,这些狗慢慢繁殖起来,成群结队四处乱窜而闻名。死人谷是一个驮队经过那里的时候,赫然发现这条山谷里扔着上百具尸体,尸体都被扒得光光的,男女老幼都有,谁也说不清这些人是哪里的、被谁杀害的,于是这个地方就叫成了死人谷。依此类推,每个凶瘆瘆的地名后面都有一部惨不忍闻的历史。

搞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上面专门派西北师院的书生来帮忙,把地名都改成了可以入目的字样:野狗坡叫叶岣生产队,野狼沟叫业郎大队,尸骨坝子就叫石鼓生产队,冤魂滩叫远奋大队。最可笑的是死人谷叫成了诗人生产队,可是那个生产队里的人别说做诗,识字的都没几个。当地知青思念家乡,吟诵“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文化程度最高的生产队会计硬说:毛主席诗词就是好。知青告诉他这是李白写的,他一口咬定就是毛主席诗词,还要报告公社追查李白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份,看看他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剽窃毛主席的作品。

上级和上级派来的书生白忙活了,这里的老百姓还是把叶岣大队叫野狗坡,业郎大队叫野狼沟,石鼓大队叫尸骨坝子,诗人大队没有诗人,更是继续使用它原来的名字死人谷。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撤销了,这里的人民干脆把地名彻底还原,没想到这些怪异怕人的地名逐渐流传开来,大批好奇者蜂拥而来,居然成了丰厚的旅游资源,每年都能赚不少人民币,有时候还能挣来美金。当地老百姓就说还是老祖宗厉害,给村子起个名字都能挣钱。

我们住在农民腾出来的土房子里,没有电灯,没有暖气,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窗户纸。不论阴晴,屋里面老是黑乎乎的。屋里没有床,睡觉的家具是土坯垒起来的占了大半间房的大炕。夏天还好混,冬天烧炕就成了我们难以及格的作业,不是火太旺烤焦了被褥,就是刚刚睡下火就灭了,我们一个个缩在冰冷的被窝里当“儿童团长”。我们的房东姓张,家长年过半百,老实厚道,家里做点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让我们分享。女主人满脸慈祥的皱纹经常让我想起奶奶,所以我对她格外有好感,她对我也特别关照。他们的儿子大小跟我们差不多,比他的父辈机灵得多,识几个字,每当我们干重活的时候,他就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问我们:“吃过这个馍馍没有?”他只对叶笙楠好,队长派活的时候,只要把他跟叶笙楠分到一块儿,他就像点着了的钻天猴,兴奋得恨不蹿到天上去。往地里拉粪,他装他卸让叶笙楠躲到避风处偷懒,往地里送粪的时候还让叶笙楠坐在粪车上,他赶着牵着毛驴在前面走,放开喉咙唱骚曲曲:“尕哥哥赶驴呀嗨,毛驴驴戴花呢,尕妹妹抹粉呀嗨,急着嫁人呢……”他的表情完全是得意洋洋地幻想送新娘子回娘家的模样儿。我当然不会相信叶笙楠能看上他那副德行,可是他那副德行却总让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恨,我很讨厌他。

每天村头的钟声指挥我们劳作。一大早我们觉得好像刚刚入睡,村头的钟声却已经呼唤我们上工了。我们想在被窝里多赖一会儿,队长就追到院子里用随手抓过来的棍子、板子、鞭杆等各种能制造出响声的家伙极有耐性地敲击窗框子,嘴里也不间断地呼唤我们:“上工了,上工了,上工了……再晚就扣工分了,再晚就扣工分了,再晚就扣工分了……”一直到我们穿上衣服,开门出来,拿起农具东倒西歪地来到村头,他才开始派活。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不耽误工时,每天叫我们的时候都打半个小时的提前量。队长看上去有四十五六,已经生了四个脏兮兮的小娃娃,当他正式告诉我们他才三十岁的时候,女同学都惊呼了起来,我们过去都叫他队长大爷,他从来都嘻嘻哈哈笑着答应。

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事先分了组,哪几个人到哪个生产队都定好了。到了地方以后,却没人认真执行这个规矩,我们进行自由组合,重新排列,谁跟谁熟悉、谁跟谁关系好就凑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点去。叶笙楠当然无论如何得跟我在一起,虽然临走时我妈再三叮嘱我不准我跟叶笙楠在一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两人比一般革命同志关系密切的来往被我妈察觉了,她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叶笙楠她爸是造反派,而且是处级干部造反派,卖身投靠,更加可恶。跟我们凑到一起的还有排骨、糊面包、红烧肉、习小娟、吴梦娜、孟文丽,刚好四男四女,村里的人都说这是事先配好的对,让我们在这里永远安家落户呢。习小娟、吴梦娜、孟文丽是叶笙楠的好朋友,跟排骨、糊面包、红烧肉没有直接关系,这几个哥们儿是冲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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