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年夏天，我在戴城无所事事，时间就像泥坑中的水，凝固，腐臭，倒映着天空中苍白的云。
我每天蹲在家里，找不到去处。为了防止我学坏，家里把我的零花钱降低到不可思议的水平，一个月只有5元钱。穷困到这个地步，我能找到的打工机会，只有跟着大飞去做舞男，可是我不愿意，大飞也说不行，每天跳Bo到精疲力尽，别忘了我还是个处男。大飞说了，哪天我破处了，就可以去舞厅跟着他上班了。
我也不能去街上抢劫初中生，因为找不到同伙。一个人出去干这个，太危险了。至于偷车，只能偶尔为之，尽管戴城的旧车市场为每辆赃车开出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但我不想把这件事当一门长期生意来做。我见过偷车贼被人逮住，绑在电线杆上示众，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上去揍他一拳，一个小时挨了三五百拳，警察来的时候他都奄奄一息了。
既然什么事都干不了，我就只能歇着了。有时我到楼上去找杨一玩，但他也未必有时间接待我，他照例在房门上贴着纸条，“复习功课，请勿打扰”，窗帘严闭，屋子里放着新概念英语的录音。这时我就照着他家的门猛踹一脚，然后拔腿就跑。事后杨一还问我：“是不是你踹的门？”我坚决否认，说这是四楼的智障干的。
在七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要去老丁家，给他换煤气罐。
老丁是我的语文老师，化工技校的。技校不是妓院，毕竟也要搞点文化教育，语文课当然免不了。其实技校生根本不需要学什么语文，到了厂里没人会在乎你语文水平好不好，但语文是基础课，总要象征性地学一学，更何况化工技校的老师多如牛毛，也要让他们混口饭吃。语文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语文老师能养家糊口。
老丁在一年级的时候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早先是橡胶厂的干部，宣传科的，更早以前是个工人，他喜欢刷点小文章，那时候写文章的人比较稀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小散文就可以混进宣传科。八十年代，他通了关系跑到化工技校来教语文，他妈的一个宣传科的干部，根本不是师范毕业的，教书水平很差。当然我们也不计较这个，野鸡学校的老师当然也是野鸡，我不嫌弃他，他也别嫌弃我。
老丁本人是戴城的散文家，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戴城日报》的副刊上，署的是他的真名：丁培根。他的写作题材局限于风花雪月，比如学校围墙外面开了几朵瘌痢头花，他就能攒巴出一个五百字的散文。我本来还挺佩服他的，后来我们班主任说他是不务正业，小知识分子幻想自己流芳百世。我们班主任那张臭嘴，十年改造也没改好。
老丁本来不是教我们班的，我们班上男生多，特别混乱，他身体很差，觉得应付不过来。学校体谅他，也体谅我们，就给派了个年轻美貌的女老师过来。这位女老师不知是故意的呢还是无意的，上课时候穿着很薄的白衬衫，里面是一个血红的胸罩，这种装束加速了我们的性饥渴。只要她往讲台上一站，就会招来各种或淫或贱的目光，当然，我们只敢盯着她看，不敢耍流氓，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这种目光所震慑，半夜做噩梦有几十个男生轮奸她，二十连发颜射的女主角。一场梦做下来，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她心理压力太大了，受不了，就申请调到别的班上去了，那些班级女生比较多些，男生的目光相对温和，她也不再戴那个血红胸罩了。
接替她的人就是老丁。我们非常不满意，血红胸罩没得看了，相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花白头发、近视眼、佝偻着腰的中年男人，红颜换作白发啊，刚刚被勾引起来的性欲无处发泄，只能用怨毒的目光看着他。化工技校上午上课时会有纠察老师巡逻，凡是不守纪律的学生立刻被拉出去，蹲在走廊里反省。到了语文课，我们班会有成批的学生被拉出去，蹲满整个走廊，教室里反而稀稀拉拉的。上座率这么低，老丁也很羞愧，就对我们说：“你们上课时候不要说话啦，说话会被拉出去的啦。我允许你们打瞌睡，睡醒了你们还能学到一点点知识啦，在外面蹲着你们就什么都学不到啦。”
我真没想到，因为我上课爱睡觉，就被他看上了。这老头脑子有点不正常，老是期望着从技校学生中挖出文学苗子，什么叫缘木求鱼，我算是知道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翻出我的作文本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很有文学潜质，你来做语文课代表吧。”当时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是个女生，因为打胎被开除了，我莫名其妙地顶替了她，可惜没过多久就期末考试了，第二学年再也没有语文课了。我生平仅有的一次做课代表，做了一个月就破产了。
那个月里我犯了一件事：有一天上体育课，我们照例是到街上去跑步，大飞顺手从一个水果摊上偷了个桔子，被店主发现了，抡着菠萝刀在后面追。我和大飞关系不错，总不能任其被砍，就在店主冲过来的一瞬间我伸脚绊了他一下，不料他一头摔到了阴沟里，断了一根肋骨。这件事闹到学校，班主任坚决要把我开除出去。学校里的老师都很开心，凡是开除学生，老师们就像过节一样，要全都开除掉了，他们就能直接放大假。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直接开除，我就可以去做流氓了。结果老丁跑到校长那里，给我说了情，鉴于他是戴城著名的散文家，校长也给了他面子。老丁还跑我面前邀功，说我本来是被开除的，现在改为留校察看一年，至于大飞，他偷桔子，本来应该送到派出所去的，现在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就当他什么都没干过。这来龙去脉有点混乱，反正我是没想明白。
老丁成了我的恩人，尽管我并不在乎那张技校文凭，但真要是把我开除出学校，我找不到可以混的地方，也很麻烦。我欠了他一个人情，于是，给他家换煤气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老丁有心脏病，嘴唇发紫，常年畏冷，不能从事任何剧烈运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我们还以为他气昏过去了，后来纠察队的老师冲进来，把他送到了医院，保住一条命。事后他对我说：“路小路，万一我昏倒了，你一定要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老丁就说：“我和死神之间是一场短跑比赛。”
他家住在白凤新村，六楼，用的是罐装煤气，要让他自己扛煤气罐的话，还没出门他就会死掉。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他家换煤气，把空罐挂在自行车后面，送到化工局的煤气站，换上一瓶满的，再骑车回到白凤新村给他装上。
这老头是个离独，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上半年他偷偷告诉我，自己又结婚啦。结婚以前他邋里邋遢，长年累月穿一件暗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像个衰老的政治犯。本来以为他婚后会变得干净点，至少有个女人能给他洗洗衣服，不料新娘比他还狠，是一位有硕士学位的地质勘探家，三十八岁还没结过婚的王牌老处女，一年四季都在沙漠里找石油，根本不回家。我很纳闷，娶了个老婆，跟没娶也差不多，这不是傻逼吗？
我从来没见到过地质学家，对此非常好奇，就问老丁：“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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