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

作者:曹文轩

在我天天泡在铜匠铺的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常到傅绍全家来。

这个男人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来了,就上阁楼。

他五十多岁,身体远比这地方上的—般人高大,肩膀端得很平。他的头发非黑非白,而是深灰色的,其间夹杂着一些花白的。他的脸色很红,有少许紫色的老人斑。眼珠很黄,眼中总是网着一些细的血丝,神态威严,并叫人有点惧怕。

他上阁楼后不久,那阁楼就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能响很久。那声音—会儿很有规律地响,—会儿又变得亳无规律。有时,吱呀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嗵,嗵”的撞击声。阁楼的楼板很老了,这会儿颤颤的,让人担忧。有时,这阁楼还很摇晃起来,像遭了飓风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经过—阵这样的颠簸之后,阁楼突然停止了颤动,像船泊在夜色下的港湾里。

我不知傅绍全听到了吱呀声没有。因为每当那个男人上了阁楼之后,他就会唤了那只黑凤头,叫上我,去野外放飞鸽子去了。这种声音,是我来找傅绍全,他不在,我坐在小凳上等他时听到的。

我几次看到过那男人走下阁楼来。那神态与上阁楼时不一样,仿佛是从浴池里浸泡了很久之后走出来的,头上热气腾腾的,既轻松又疲惫的样子。

回家时,我在饭桌上说:“有个男的,常去小铜匠家。”

父亲说:“那是霍长仁。”

“霍长仁?”这个名字在我的心头上猛地一震。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霍长仁。霍长仁的名字在这一带家喻户晓,并且人们在一提到这个名字时,就立即会感到一种威慑,眼前顿时会出现—个用大刀砍伐人头的形象。他曾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距离油麻地小镇四里地的河边上,一口气砍了十—个土匪的人头。据目击者说,霍长仁砍人头时,没有一丝慌张。在捆绑住的那个家伙后面站定,双手握住刀把,然后将上身向右侧旋转,突然大刀在空中画—个闪亮的银弧,人头就砍落下来。杀了十—个人,手上没沾—滴血。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在日本东京讲学,一天晚上看电视,当看到里面有—个具有绅土风度的西洋人在演示教练打高尔夫球的姿势时,我莫明其妙地想到了霍长仁杀人的情景。

霍长仁在我的记亿里也留下了一丝凶狠的感觉。留下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他—口气砍了十—个人头,而是因为与这件事相连的—个细节:他砍到第十—个人头时,已气力不支,手腕乏力,动作变形,一刀下去时,未砍到脖子上,而是砍在了肩膀上。当时,云彩正遮住月亮,也看不清砍杀的情况,见那人扑倒了,他也就收了刀。清晨时,被杀者的家属来收尸,第十—个挨砍的居然还有一口气。家里人没吭声,只是大哭,将他弄回去,然后转移到几十里外的—个亲戚家中,请来医生包扎、上药,居然活下来了。但不久就走漏了风声。那人又被捉住了。霍长仁没等到天黑,大白天,就在油麻地镇上的桥头,将那只侥幸存下的脑袋—下就砍了下来。人们看到,那只脑袋南瓜一样滚到了河里。

霍长仁本可以当大官,但没有当——他得了心脏病(还有其他病)。他拿了这地方最高的工资(十五级,比镇长杜长明还高两级),在家养病。他除了享受这地方上的干部能享受的一切,还享受县民政部的一系列特殊待遇。虽然不当官,但说出去的话,一句是一句,句句都很有威力。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杜长明都要领一群镇干部去向他拜年。

我问父亲:“他去小铜匠家干吗?”

母亲用筷子打我的脑勺,“不准瞎问!”

我反而似乎知道了什么。那天,眼前总是出现傅绍全妈妈的形象:四十多岁,很瘦弱,脸色有点苍白,头发很黑,眼睛很大,眼角有细细的皱纹,见人总是往后捋一下头发,朝人微笑,说话时,可见一颗小小的金牙,总是—副温柔的样子。她常在阁楼上待着,只是在烧饭或洗衣服的时候才下楼来。有时,她把她最小的十一岁的女儿小莲子拉到门口,在日光下给她梳头。梳头之前,她总要在小莲子的头上捉一会儿虱子,那一双手也很苍白。

好几次,我被地留在了她家中与傅绍全他们兄妹四个一桌子吃饭。

这天,我和傅绍全在外面玩了好几个小时的鸽子。我们把鸽子赶起来,让它们飞上天,不让它们落下来。他们在镇子的上空盘旋着。当鸽群引起了镇委会大礼堂上秦启昌养的那群鸽子时,这次的放飞达到了高潮。两个鸽群在空中互相盘旋,互相交叉,—会儿同向,—会儿逆向,—会儿止,—会儿下,在空中做出许多花样。后来,它们终于飞倦了,秦启昌的那群鸽子先落了下去,紧接着,傅绍全的这一群也一只一只地相继落下。

我们很尽兴地回到了铜匠铺。

“快点干活,过一会儿,北堡的—个人要来取锁。”傅绍全一回到家,就坐到凳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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