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香椿树街没有一所学校，人们后来常常提起的红旗小学是由废弃的教堂改建的，那时候来自异域的传教士早已远离这条世俗的没有信仰的街区，教堂附近杂草丛生，酿酒厂的残渣垃圾被随意地堆放在礼拜堂里，而传教士曾居住过的青砖小楼里住着酒厂的一群粗蛮的外地民工，他们把楼梯和凉台弄得尿迹斑斑污秽不堪，红旗小学来之不易，那些创业时期的老教师后来习惯于对新来的教师回忆当初艰苦办学的情景，关于狐狸的故事也是那些白发教师在课间休息时最喜欢的话题。
倪老师初到学校就很引人注目，她是被红旗小学的第一任校长郑老师领进简陋的办公室的。人们记得她梳两条长辫，辫梢上扎一对豆绿色的蝴蝶结，她的裙子和随身带来的皮箱也同样是雅致耐看的豆绿色的。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立刻注意到了倪老师的美丽，不仅由于她的天生丽质和脉脉含情的微笑，更由于她的谈吐举止处处显示出香椿树街地带所罕见的大家闺秀凤范。
学校后面的那座青砖小楼现在作了教师的宿舍。住宿舍的除了新来的倪老师，还有军属袁老师和她的五岁的小女孩。小楼是西洋式的砖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凉台，凉台恰恰被楼前高大的悬铃木树的枝叶所覆盖，透过绿色的枝叶可以看见整个简陋的校园，灰土操场，两排用碎砖残瓦垒砌的教室，还有那座被改称为礼堂的从前教士布道做礼拜的礼拜堂。倪老师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凉台，最初几天袁老师发现她每天早晨都站在凉台上，梳头，洗漱，更多的时候是在读一本封皮磨损了的外国小说。
两位女教师第一次交谈虽然内容普通，属于必要的寒暄，但袁老师仍然对倪老师的一些出乎意料的回答将信将疑。
你今年不到二十岁吧？
哪里，我都快满三十了。
袁老师不相信这个年龄，但对方的微笑看上去是诚实的善意的。
他们说你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可我听你说话倒像是北方人？
我从小死了父母，寄养在亲戚家里，我在天津长大，后来又去上海念书，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我说话是什么口音了。
你在上海念的什么学校？是女子师范吗？
是的，我念的学校没有名气，只念了两年，后来生了一场病就辍学了。
袁老师察觉到对方脸上渐渐有一种不悦之色，于是谈话就戛然中止了。两个女教师站在绿叶掩映的凉台上，起先挨得很近，慢慢地就分开了。沉默了一会儿，倪老师突然指着楼下的一丛紫荆说，那丛紫荆挺好看的，我最喜欢紫荆花了，袁老师漫不经心地扫过倪老师手指的方向，目光停留在前面的灰土操场上，袁老师重新朝倪老师身边靠近了一些，然后她用一种紧张不安的语调说，你知道吗？操场上有狐狸出没，前天夜里我看见一只狐狸，一只雪白的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倪教师教音乐课，也教美术课。她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也在侧耳倾听。他们觉得她唱歌的方法很特别，懒洋洋的但却很动听，年纪大一些的则回忆着从前在哪里听到过这样的歌谣，一个白发苍苍的女教师不屑地说，有什么好听的？是旧社会歌舞厅里歌女的那一套。
趁倪教师不在办公室之际，教师们开始谈论她的来历。袁老师不失时机地对这个新同事提出了各种疑惑，包括年龄、学历和籍贯各方面。我觉得她说话躲躲闪闪的，好像心里藏了什么鬼。袁老师说，她每天都在凉台上洗头发，夜里也洗，昨天夜里我听见凉台上有泼水声，跑出去一看，又是她在那里洗头，黑漆漆的披散着长发，穿了件白裙，像个女鬼，倒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怎么天天洗头，你们猜她怎么说？她说我不能把头上的粉笔灰留到明天，我喜欢每天都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
她这么爱干净？一个教师说。
这么爱干净也是正常的，人家还是个姑娘。另一个教师说。
可是她不像个当教师的人，越看越不像，袁老师的神情显得很迷茫，她注意到同事们都在等着她的下文，但她突然噤口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袁老师噗哧笑了笑，她说，我每次给学生讲问号的使用时，脑子里就浮现出倪老师的脸，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两个女老师的宿舍仅隔着一道薄墙，那些夜晚袁老师时刻倾听着墙壁另一侧的动静，直至沉沉的睡意袭来。除了小楼下杂草丛中夜虫的鸣唱和远处夜行火车的汽笛声，袁老师什么也没听见，学校的秋夜异常宁静，两个单身女教师的夜晚也同样地清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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