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为盛世计画的第二环，同时推出五项配套政策。
一、国人所有在境内银行的个人存款，百分之二十五必须换成国家规范的消费券，三分之一在九十天内、三分之二在六个月内要花掉，逾期作废。
中国人过度储蓄，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因之一。中国的私人和企业的存款量分别达到GDP年度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百分之三十以上，当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有闲钱的人更捂着钱包不花钱，人人如此，经济能不衰退？要民众掏钱消费，靠降息或道德劝喻已经不灵，只能靠强迫性政令。这在西方国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项政令第一个优点是执行上相对简单，所有银行都电脑化，一刀切下去很容易。第二个优点是这项政令只涉及有产者，影响的主要是在银行有个人存款的城市中产和小康这些先富阶层，包括公务员、专业人士、白领、国企员工、小商人和退休人士，要他们花百分之二十五存款在自己身上，同时帮助国家刺激经济度过难关，说得过去。消费者开始花钱，企业也开始花钱。第三个优点是不用国家财政拨款或提供凯恩斯式就业工程即可逆转衰退，至少是强力开动了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引擎，估计至少可以拉升五个GDP增长点。
这一来，有点存款的城镇居民就已经够忙了：钱要花到哪里去？买什么商品或服务？
二、既然制造了需求，就要有供应。第二项配套政策是取消三千多项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制，方便民间资本进入各行各业，放宽针对内需产业的信贷，鼓励创业，同时完成政府功能转变，官退民进。除有关国家安全和央企垄断的产业外，许多受限制行业，现在都撤限。何东生对老陈说，现在谁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不用书号就可以出书了。老陈反驳说：可是所有书都一样要送审，很多题材是禁区。何东生说：但至少现在到处是民营出版社了，还有中外合资出版社，完全符合WTO要求。
这政令也够有效，一时间好像全民皆商，不论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人都在谈生意、动赚钱脑筋，找人材，或被人找，找资源，或替资源找人。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们一条缝，他们就能撑开一片天来。
奇迹一般，广东、江浙那些本来做出口的制造业空闲设备，转眼都改造好，开始为内需而生产。过剩的写字楼和厂房也一下消化掉。新产品、新服务，一两个月间就充斥市场。中国在半年内成功的由投资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带动的经济体。
有多成功？何东生说第一阶段目标是回到中国八十年代，即内需占GDP的一半，这目标达到了。理想目标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美国，内部消费占GDP百分之六十。后来美国做过头了，过份依赖内部消费，到百分之七十多，投资和出口都不足，信贷过滥，民间完全没储蓄，才出大问题。但美国七十年代前的内部消费比重，是一个大国很理想的比重，中国十几亿人，本身已构成一个超大内部市场，许多方面可以自力更生，不需要过份依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今后可以不过度受美元波动影响了。当然，暂时中国内需只是从GDP的三成半提升到接近五成，投资和外贸仍占一半以上，依然有过度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状况，并且到了全球经济复苏后外贸比重还会稍有回升，但总的来说内需比重大大调高，国人工资提升，企业投资回报好，国家税收也相应增加，成功消解了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危机，还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上最严重的偏差，故此可以说，盛世的经济基础这一刻就已经打下了。
一箭双雕，因为到处都在创业和扩充业务，城乡失业问题也解决了。
三、此时许多农民工也回城，趁这个民工荒的时候挑选待遇好的工作。那么留守的农民忙什么？也在忙着处理自己的财产。第三项配套政策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地产权，农民成了有恒产之人。这件事说了多少年，现在终于落实，背后动机之一是想在经济危机时刻转移农民注意力以维持社会稳定。果然，农民都忙着处理自己的资产。何东生本人对农地应否私有是拿不定主意的，别国的私有化经验并不见得都正面，但他拗不过其他人的意见。有一点可以确定而且令他没话说的是：农民是支持私有化政策的。何东生带点伤感的说：“中国从此不能走回头路了。”
四、这是全国充满激情的一段时间，看上去有些混乱，但这是建设性的必须的乱。也就是说，在解放生产力和调动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严防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对政策的破坏。在此之前三周的从重从快严打，先灭掉一批黑恶势力、职业罪犯、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扒窃乞丐集团，接着借严打余威，再宣布三严打，即打击贪污腐败、打击投机造假、打击谣言惑众。大家当时一听到严打都怕死了。
共产党最擅长打小苍蝇，随手抓几个典型来判死不手软，也震慑一下地方官吏，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这就达到预期效果了。只要地方吏治有点改善，官员们暂时不敢上下其手，前面三项经济新政就有较大的成功机率。
五：何东生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认为市场万能，更不相信放任主义。他从来知道公权在某些环节不能缺席。前面的四项政策，制造了真实的需求，也开动了相应的生产，这个时候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信贷大增，商品和服务都会出现短期供不应求的状况，就算没有投机倒把份子，任由市场去调节，人们会有通胀预期，物价也会不规则的飞涨，如果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就会让这次改革受到巨大压力，甚至翻车。怎么办？只能管制物价。
这是何东生认为整个冰火盛世计画在理念上最多争议、执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项政策。那些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专家学者，大概对物价管制四个字本身就有负面的条件反射。何东生的经济学是自学回来的，本来也是这样反应的，直到近年细读西方国家的经济史之后，他才发觉在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物价管制的成功例子，而这些都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他大开眼界的读到犹太银行家华芬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成功的主持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计划。到二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效的结合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最鼓舞何东生的，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政策，包括物资管制，不独承担起了庞大的军费，并藉此正式替美国摆脱了纠缠十二年的经济衰退。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夫曾任职当时的物资管理局，有员工一万六千人，他在1972年获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之前曾写过物价管理的专著，并在七十年代经济滞胀期间再度提出管制物资，可见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接受物价管制，只不过近四十年芝加哥学派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抬头，影响所及，没人再记得物价管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实际上在欧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经济活动是受到物价管制的。
何东生几年前先是突破了自己对经济学的认知，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耐心的将理念推销给中央其他同志。幸好中国的许多官员刚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走出来，表面上接受市场经济，打从心底里一听到管制就高兴，所以何东生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利市场运作的物价调控，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说在重大经济转型时期是必须的，是扶助市场，不让新兴市场自我毁灭，而不是替代成熟市场功能的。
不过，何东生组成的物价管制班子中，没有一个是满脑子意识形态的官员。骨干是一批五十多岁的技术官僚，他们累积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价调控的经验，加上大批重点大学招来的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尖子，配备了以前计划经济年代所不具备的资料库管理软件和全国连网，让地球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即时上网查看全部最新价格调控资讯。物价管制是明码实价、真刀真枪的，要让生意人赚钱，鼓励他们生产，但要打消他们投机倒把、屯积居奇的念头。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管制对供求有什么影响，都需要把握得恰到好处，要压制暴涨暴跌，更要在适当时刻放手让市场自己的调节功能来接手。这样的大规模回馈式调节系统，让最初抱着批评态度的外国媒体大开眼界。说穿了，再具威权的专制政府也只有用上了二十一世纪的自动化资讯和计量技术，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一代的“指令经济”。这样，物价调控替这次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作了护航。
以上的五项配套政策，当今世上大概真的只有中国才可以同时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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