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89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1988年过后，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89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89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导，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59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99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96521，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2018后，就提前进入2020。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89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89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2009年有惊无险，还不如2008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2008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订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数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训。
在2009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及时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雨趁机一举拨乱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讥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08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对谁稍不坏、谁比谁更坏心里有数，他较愿意襄助一些没有什么出身背景的技术官僚掌权。但是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卷入权争的风暴眼中，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换届而出现大动荡。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本身难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说在换届前一年左右，来一场恰当的大危机，而政治局决定援用并按部就班执行“治国平天下方案”，这样，何东生心想，中国就有救了，虽然后世大概不会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贡献，不会想到“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匹木马是他何东生为党永久执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带来盛世，所有功劳将归在最上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何东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个人的投资策略，是跟美元对赌。在中南海这么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员一样，尽量把人民币挪到国外换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资产，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份换成加币作为自己独生儿子在彼邦读书的费用，并在温哥华尚娜斯老布尔乔亚高级洋房区置业。剩下的美元则买了金矿、石油之类矿产、能源股，打算长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决定留住人民币，或投资在人民币的硬商品上，就是国内房产。他不玩国内股票，一是没时间、二是讨厌整个游戏的不诚实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觉得他贪财。这些年他的反美投资策略带给他可观的回报，坚定了他对国际经济的看法。当08年金融海啸肆虐的时候，何东生早就有所预期，然而他还是觉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经济理论，重构了他心目中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之路，并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结合在他的“治国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缘故，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这只怪兽。美国的民选政客受制于利益集团：华尔街、大企业、军事产业、地方势力、教会、工会、特殊利益的公关游说团，还要照顾媒体民意，故在需要他们团结办大事的时候只能左顾右盼，小打小闹，不敢忍痛刮骨疗伤，更不可能大刀阔斧。他们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及共和党右翼更不断扯后腿添乱，完全跟时代脱节，有破坏没贡献。何东生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无寄望，更不相信美国那些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经决策官员有魄力作出正确救世界经济的决定。反而，他越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驾御现阶段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如果中国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的话。
不过，何东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光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各级党政部门都已经受利益集团和贪腐官员的过度把持，他们会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确的政策。所以，何东生心想，只有一场空前的危机，时任当权者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专政，政令上行下效，为蓄势待发的中国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何东生虽然预期世界经济会出现比08年更严重的动荡，却没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机这么快就到临，而政治局在慌乱的第一天，就决定启动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应变储备方案，叫“冰火盛世计画”。这个计画当然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智慧，只不过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东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国平天下方案”。
先说美国怎么啦？怎么学起我们中国，国家印钞票卖债券，去救没救的汽车公司、去注资已破产的银行，钱都花不到点子上。结果，信贷没有再活络、房价继续寻底、市场依然收缩、失业率照旧爬升，而美元则一台阶一台阶的往下走，美国的投资者不要美元、世界的投资者不要美元，连日本、俄罗斯、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不敢只持美元，美国债券长期短期利息再好都难以出货。美元在09年初曾一度回升，但之后两年已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终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到了临界点，在二月的一个交易日之内，噩梦骤然而来，美元被恐慌性抛售，随之是美股崩盘，黄金二千美元一盎司，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和财政部长辞职，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史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一起确认美国正式进入高通胀式大衰退，即中国媒体所说的冰火期。
这时候，世界大部份地方的经济当然不妙了。中国的情况呢？中国也危了，出口停滞、失业人口骤增、股市连续跌停板，这次经济的增长由正变负大概是逃不掉了。2009年靠国家财政拨款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行为，虽然有助于保证GDP增长，却并没有真正拉动消费内需，不少钱是投在可疑的大型项目和固定资产上的，受益者主要是官僚及央企的裙带利益集团，反而助长了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压缩了民企空间。
最要命的还是美元大幅贬值。在2004年前，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大。但从04年开始，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外国制造的进口工业产品，而出口却越做越猛，外汇储备骤然攀升到超过二万亿美元，然后在一天内不见了三分之一以上价值。原来，中国虽然叫嚷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像日本、俄罗斯、台湾等地的中央银行在放美元，而是一直到最后还在挺美元、买美元资产，不是不想跟美元逐步脱钩，而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我们是已经跟日韩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铺垫双边的货币交换安排，我们是已经在积极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即外国媒体所说的熊猫债券。所以不是不做准备，而是时不我予，只能祈望美元暂时不倒，想不到美元偏偏这么快就倒了。但政治是残酷的，光是主权财富缩水这项罪名，加上事后可预期的国内经济负增长，上一届政府在党内已威望全失，到一年后换届的时候将全无招架之力，肯定都要下台，那将是一个亲痛仇快的时刻。这就是上届政府毅然决定采用冰火盛世计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呀，既然横死竖也死，索性背水一战，釜底抽薪，以期扭转乾坤，胜则全胜，败则……败则管他洪水滔天，是下届政府的事了。
美元大贬值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八，中国刚过了农历年假期，除了部份工厂外，全面开市。那天早上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报导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冰火期。下午各城市就出现食品和日常用品抢购潮，到晚上已经人心惶惶。
国家机器去哪里了？
其实，全国的公安、武警、解放军当天都已经进入了戒备，中央向各级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冰火盛世计画已经启动。这个行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必须全国一盘棋，按预定计划走，才能竟全功。
第一环，除新疆和西藏立即戒严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中央命令，国家机器不准出动。换句话说，国家机器在等。等什么呢？等着看要多久才出现真的乱象。等着看民众能够忍受多长的无政府状态。等着那一刻，人民呼唤政府不要抛弃他们，恳求国家机器出来拯救自己。就是说，等到全国人民再度心甘情愿的委身给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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