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六十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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