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二〇〇〇九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四十五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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