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春节到1987年6月，赵红兵兄弟几个基本上没和其他人发生太大的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春节前的四五个月里他们打的硬仗太多，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普通小混混基本上没人敢招惹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春节以后都安心做自己的生意，生意刚刚起步，都比较投入，也没太多的时间聚在一起滋事。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当地的黑道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春节以前全市大的团伙只有五六帮，基本上全在郊区，比如张大嘎子、路伟、二虎等人。这些人成名在1983年的严打之后，1983年，全市知名的流氓头子全没躲过严打。1983年后是世无英雄竖子得以成名，连路伟这样挨了一刀不敢报仇的混子都可以当上老大。到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一大批严打折进去的流氓被释放或提前释放，这些真正的狠角出来后，很快在市区拉起了几个流氓团伙，比如李老棍子、刘海柱、陈卫东、张浩然等。
赵红兵他们不招惹别人，并不代表别人不来招惹他们。想招惹他们的主要是两个人：二虎和张浩然。
二虎出院后变成了踮脚，走路一瘸一拐，外号也由二虎变成了二瘸子。
他总想找到费四，但费四总在乡下，二虎始终没能抓到。
张浩然虽然从上到下没有一丁点儿的幽默感，但此人的所作所为极具幽默色彩。
他折进去的罪名是组织流氓团伙及敲诈勒索等，虽然他心狠手辣，但的确没犯过什么大案，只是组织流氓团伙而已。等他从监狱里“转业”出来，很多监狱里的“战友”都希望跟着他干。但他这次还真是吃一堑长一智，“我再也不组织流氓团伙了。”张浩然总这样痛心疾首地说。大家当时都以为，他这个大粗人、大恶霸，居然也在政府的教育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这么评论他。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哥们儿倒是真不组织流氓团伙了，但是他改单干了！他单干的“项目”也是所有流氓中最独特的。别的流氓都是偷、抢、敲诈、勒索等，张浩然嫌这些都太没技术含量，他要干就干“砸杠子”。“砸杠子”也是20世纪80年代当地黑道术语，专指劫道抢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张浩然才不会傻到直接拿刀子去抢钱，他只勒索从市区到各个县以及各个县到下面各个乡的大巴司机！
据说，他这个“商业计划”在监狱中就已经成型了。
张浩然的方式是，在大巴班车或货车必然要经过的土路上挖沟。通常是由于某一路段在修桥或修路，大巴或货车需要绕路才会走这些土路，这些路并不是国道，只不过是人和车过得多了形成的路。这样的路国家当时没有任何政策条文保护，于是张浩然就抓住了这个漏洞，认为这是个商机。他当时对周边地区的路况比交通局长还熟悉，哪里有这样的土路哪里就有他张浩然。
张浩然经常会雇佣两三个当地农民在这些路上挖沟，沟不深不浅不宽不窄刚刚好，反正车肯定没法通过这个沟！每当货车和班车从这里经过，看见这个沟就会停下，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张浩然和几个憨厚的当地农民。
“兄弟，这怎么多出来个沟啊？我们没法过了。”司机肯定会问。
“我们正在挖水渠，这可怎么办？”张浩然肯定会故做为难的样子。
“哎呀，那我这一车人（或一车货）怎么办啊？我总得过去啊！”司机肯定很挠头。
“司机大哥，我看你也挺实在的，我们把这个沟填上让你先过吧！但是我们不能白忙活啊！我们帮你填上这个坑的话，你出50块；如果是你自己填这个坑的话，我们借给你铁锨，你出30块。怎么样？”张浩然还装做很为司机着想的样子。
“唉，算了，还是给你50块，快把这个沟帮我填上吧。”
每天这个沟就这样挖挖填填十几次，除了付给农民的钱，张浩然每天剩个500块一点问题都没有。张浩然就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A县挖，明天在B县挖，以免总占着一条线把司机给讹火了。时间久了，全市由于修路经常要走一段土路的十几条线的司机都明白了张浩然是干什么的。但是没办法，张浩然这样干没犯法，他挖的路又不是公路，这些司机如果动粗，又不是张浩然的对手，只好乖乖给钱。后来张浩然和班车司机谈填坑的时候，还推出了“套餐价”这样的促销活动——班车总是要往返的，一来一去就是100块，张浩然遇上班车就说：“这样吧，反正你还是要回来的，你们也不容易，给我80吧，来回我都帮你填上。”嗬！他张浩然也知道人家司机不容易。
看来，美国经济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说的“挖一个坑，再填上一个坑就创造了双份的GDP”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已经有人熟练运用了。而且，运用这一理论的这个人连初中都没毕业。要是这些美国经济学家知道张浩然，看他们谁敢说中国人经济理论差！他们是在剽窃张浩然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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