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装的正餐。我们坐进了酒店的正餐厅，灯光很昏暗，餐厅很空旷，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调不准的钢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弹着。看着我们进来，钢琴伴奏换了曲子，说是特地为我们而弹的，名字叫《这里来了中国人》。服务员说这顿正餐里将给我们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虾汤。这道汤很贵，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会儿，服务员用托盘端来几碗用玻璃碗盛的浅褐色的水，
和我们在北京吃基围虾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该洗手呢还是该喝呢。张太太发了话:“愣着干什么？一会儿不是要上虾吗？这就跟咱们一样，是洗手的水。”我们都不再怀疑，纷纷下手在里面涮了涮。服务员来的时候有些诧异，
张太太挥挥手，让他拿下去。喝了红酒，吃了正餐，发现那个著名的大菜还没有上。叫来服务员一问，服务员说：“上完了，你们又让我端下去了。”
飞回多伦多之前，我们把香皂、梳子统统留给了古巴人，还在房间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费，树立一下富裕后的中国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励他们将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古巴之行让我们去留中国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50.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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