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不幸的是，生性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一、侯昌业之死
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唐僖宗酷爱运动，尤其擅长击球，技巧极为高超。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运动，因而叫做马球。马球所击的球是木制的，中间掏空，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马球是一项相当危险的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
换做普通伎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他是皇帝，是大唐的天子，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
僖宗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优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却甚是有心，借此讽谏说：“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意思是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僖宗会被责难而落选呢。僖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
石野猪的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当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儿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时，结局就十分悲惨了。
广明元年（880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农民军黄巢进占广州、潭州，经鄂（今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饶（今江西波阳）、信（上饶）、池（今安徽贵池）、歙（歙县）婺（今浙江金华）、睦（建德）等州。而突厥族沙陀一部趁中原纷乱，也想趁火打劫，发兵攻打代北，并逼近晋阳。大唐已经是风雨飘摇，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复杂状态。
左拾遗侯昌业对此忧心忡忡。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
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僖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征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事见《通鉴考异·卷二十四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猜疑。根据《北梦琐验》记载：“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无论如何，真正触怒僖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言辞。就在这封奏疏中，侯昌业指责僖宗“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指田令孜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这就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嬉闹小儿了，跟强盗土匪没什么区别。
侯昌业是个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被贬出京师去当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徵，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徵为榜样。然而，并非每个皇帝都想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侯昌业这样因上书直谏而死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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