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梁大同年间，一个叫达摩的外国僧人出现在萧梁首都建康的大街上。这僧人头顶光秃，四周围着一圈卷曲的头发，下巴上留着同样卷曲的胡子。建康的市民们见过很多外国的僧人，但这位面貌凶恶、长相古怪的僧人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围在他的身后，想看看他到底是从哪一国而来，来到建康究竟要做什么。孩子们总是赶热闹的，于是，他的周围就总是聚集着一些顽皮的孩子。他从口袋里掏出花生或者糖果，让孩子们帮他捉身上的虱子。他把孩子抛到空中，再双手接住，逗得孩子们哇哇大叫。孩子们不再怕他，他们爬到他的肩上，向同伴们炫耀：“你看我什么都不怕啊，我竟敢爬到他的肩上，爬到这个外国和尚的肩上。”这个叫达摩的外国僧人虽然对说中国话并不十分在行，但也不至于妨碍他与建康市民们的交流。有人问他：“请问大师来自何方？”他指了指西边说：“很远的地方，西竺，知道西竺吗？”有人摇了摇头，但也有人说：“知道，知道，前几年有一位叫菩提法兰的僧人就来自西竺，的确很远啊，十万八千里吧。”僧人笑了笑，说：“我只是打了个盹，就到建康了。”
有人问他：“大师到我们这里，要建寺还是造佛？”达摩摇了摇头说：“不建寺，也不造佛。”有人说：“那你还算出家人吗，出家人就是要建寺，就是要造佛的，你来到底要干什么呢？”达摩笑了笑说：“建寺造佛，那是皇帝和工匠们的事，并不是出家人的本分。”有人接着问他：“大师既不建寺，也不造佛，大师有何作为呢？”达摩说：“无所作为。”人们说：“无所作为，你活着做什么？”他又说：“不做什么。”这一下，人们对他不再感兴趣了。一个既不建寺，也不造佛的僧人，他还算僧人吗？当然不是，连他自己都说了：无所作为。
就像当初对圣僧宝志一样，当武帝萧衍得知有一个叫达摩的外国僧人出现在建康街头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将达摩请到宫里。达摩见到武帝既不礼拜，也不请安，只是用一双深邃的眼睛怔怔地看着这位南梁皇帝。萧衍首先打破了沉默，说：“大师吉祥，敢问上下名号？”僧人说：“既无上，何来下？所谓上下，不过是人的妄想执着。”武帝说：“总有个方便的名号吧。”达摩说：“人们称我达摩。但是，达摩又是谁呢？”
接下来的谈话并不连贯，多半是武帝问一句，达摩答一句。武帝对这名叫达摩的西竺僧人从最初的敬畏开始疏淡，武帝说：“大师是第一次到建康来吧，参观完建康的寺庙和佛塔，大师感觉如何呢？”
然而达摩却说：“陛下，为什么要建那么多寺庙，为什么要立那么高的佛像？”
萧衍奇怪了，说：“弟子的这一切，都是按照佛教的传统来做的啊。大师来自佛的故乡，难道在遥远的西竺，佛法有什么不同吗？”
达摩说：“佛不在像，更不在寺，建寺造像，与佛无关。请问，陛下对建寺造佛如此热衷，究竟何为？”
“为了功德。”
达摩笑了笑，说：“功德是什么？”
萧衍回避了达摩的问话，说：“在大师看来，弟子在江南建寺造佛，就真的没有一点功德吗？”
“是的，没有功德。”
萧衍与西竺僧人的谈话的确是新鲜的，但却闻所未闻。刚刚接掌内务部的大臣朱异说：“我朝皇帝建寺造像，功德无量，大师怎敢说没有功德？”
“真正的佛法，是圆融无碍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解脱。”
“弟子该怎样做才能算是有功德呢？”
“无自无他，无修无证，舍伪归真，凝息壁观。”达摩的言论，不仅与京城高僧们的言论完全不同，就是同此前来过的所有外国僧人的言论也有极大的不同。萧衍觉得，这个外国僧人的一套，并不适合中国的佛教，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武帝说：“大师在建康要住多久呢？”
“人在此，心即彼。不曾来，也不曾去。”
以上梁武帝与西竺僧人达摩的谈话，被印成各种版本，因此有人据此怀疑这段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唐代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中明白地记载了这段谈话。道宣是严肃的传记大师，他的记载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而且，《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在这篇美丽的文本中记录了他于北魏永安年间（公元525—530）在洛阳见过达摩本人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梁武帝与达摩这段谈话的真实性。
据说当失望的达摩因与梁武帝谈话的“不契”而迅速离开江南，前往洛阳不久，慧超来了。听到达摩与皇上的那场论争，慧超连忙说：“陛下，与您失之交臂的，是一位真正的高僧。”萧衍这才意识到，与自己失之交臂的，的确是一位最伟大的僧人。但是，他并不后悔。达摩的观点或许是对的，但却不符合中国精神。作为一个帝王，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能服务于当下社会，能为他的南梁王朝带来安宁和稳定的佛教，而不是“壁观”或“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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