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走上坡的时候，往往是好运接二连三地造访，不用费甚么力气便能大展鸿图。在这段成长时期，不但本人神清气爽、志得意满，连周围的人都会受到感染，干劲十足。组织内部健全有序，人才就会自动蜂拥而来，梦想也随之无限度地膨胀扩展，让人觉得世界上没有甚么办不到的事。
然而，只要不小心跌一跤，情势立刻就会逆转。
当此之时，外在的困难与心里的焦虑不断增加，组织内部开始彼此非难、互相猜疑，背叛离反陆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未来没有展望，还得镇日忙着防堵情势恶化——即使现况并没有想像中的灰暗，这样的日子仍让人痛苦难耐。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下坡。然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鲜少能够一帆风顺、一路顺遂地往上攀升的。特别是野心勃勃地朝着远大目标疾奔的个人或组织，一旦颠踬，所受到的打击往往格外沉重。正因如此，如何超越这个苦难重重的后退期，其中所展现出的巧智与毅力，便决定了个人或组织的真正价值。
日本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尤其是那些统御天下的英豪，在顺利时攻势固然锐不可当，在面对艰困期时，也总能固守不懈。
源赖朝在伊豆山间忍受战败之苦，而得以休养生息，保住实力和自己人团结在一起；足利尊氏在溃败退走之后，自九州东山再起。德川家康也不例外，在三方原大败之后，他咬牙忍受丰臣秀吉在外交上的种种屈辱要求；石川数正叛离后，他稳住动荡的人心，不断设法维系组织的运作与霸气。
即使日本史上性情最严苛、侵略性最强的人物织田信长，一生中也经历过几次走下坡的时期。其中一次——恐怕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就是即将于元龟元年四月拉开序幕的这一次，起因是长年的同盟者，也就是他的妹婿浅井长政，突然倒戈相向。
自永禄三年的桶狭间大捷以来，织田信长一直维持进攻的态势，像征讨斋藤龙兴，夺取美浓；发兵征服伊势；推广乐市乐座制度，弭平领地内的纷扰不安；拥足利义昭上京，驱赶六角、三好之辈，畿内十余国几乎全被收服。这十年间，信长和织田家可说是一路攀升，创造出日本史上罕见的连续胜利。
桶狭间之役时，完全归信长支配的领地只有二十万石，兵力仅有四千人；如今，他已拥有将近四百万石的领地，可动员的兵力更已多达八万人。
不过，这段期间织田家内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和矛盾。例如，累代重臣和活跃在战场上的重要部将之间的相争相克；在织田家打拚出身的人才和新加入的大名之间的扞格；地方利益或传统惯例和中央政权亟欲推行的共同政策间的矛盾。再加上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足利义昭所向往的复旧美梦，和信长所追求的崭新秩序之间的理想冲突。
这种情况不禁让人觉得，十年间成长了将近二十倍的织田家，就像一栋以细木柱支撑宽大稻草屋顶的危楼。
“织田家仓促盖好的精舍，根本禁不起考验，敲一敲就会摇，晃一晃就会倒，一丝火花就能烧个精光。”
元龟元年（一五七零）时，许多人抱着这种观感来看织田家。武田、上杉、朝仓、本愿寺等外在的强大势力不用说，恐怕连可以归入内部势力的足利义昭，以及浅井、松永等人，也有相同的看法。这些聪明人之所以前仆后继地反抗信长，当然也是因为觉得有胜算吧。
此时织田家的处境相当危险，稍一扑跌就有可能致命，而眼前发生的浅井叛离，正是摔得很重的一跤，说不定会让织田家因此而一蹶不振。
在战国乱世，叛乱倒戈的例子不胜枚举，大名之间的争霸，简直可以说就是劝诱对方的部将、豪族反叛的竞争。织田家能够拿下美浓和伊势，也是因为成功地拉拢劝降了许多当地豪族和农村武士所致。
然而，叛离也要看时机，最有效而致命的，便是阵前倒戈。关原之战中的小早川秀秋和脇坂安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又隶属柴田家的前田利家在贱岳地方突然脱离战线，也可算是阵前倒戈。这几场战事都因这样的阵前倒戈而大势底定，战败者旋即遭到灭亡的厄运。
元龟元年四月，浅井长政所采取的举动，也和前述相去不远。虽然浅井并未和织田家同赴战场，也未明确允诺站在织田家这一边，而且浅井在与织田家结盟时，还特别提出“不得攻打朝仓家”为条件，因此违约的责任其实是在织田家。
姑且不论对错，浅井的举动在军事和政治上所产生的效果，其实是和关原的小早川以及贱岳的前田不相上下，因为它是在织田家与朝仓家作战时，突发于背后的。正因为如此，这个事件在攻入越前的织田军团之间掀起了极大的恐慌，也难怪数万大军会在仓皇之间顿失所措，四散逃逸了。不过这件事之后的发展，却和关原或贱岳之战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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