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禄十二年秋天，织田信长在滞留京都一个多月后，于十月十七日离京返回岐阜。除了木下藤吉郎之外，他还将丹羽长秀、明智光秀、中川重政、细川藤孝等人留在京都。信长之所以比夏天多留下一些人手，一方面是因为东边暂时不虞发生战事，再者也是因为畿内的情势似乎有些躁动不稳。其中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出在将军足利义昭。他已经越来越露骨地在推展反对织田信长的各种行动。
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义昭此时的举动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因为从历史的结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已经改变，足利幕府早就彻彻底底地遭到淘汰了。
然而，活在当代的人当然无由得知这些事。足利幕府依然存续，甚至还有足够的权威，让信长之流的现实主义者亟思加以利用。事实上，信长也因为得到了义昭这块“玉”，而得以顺利上京。这固然是信长的成功，但也未尝不是义昭的成功。
（我足利家的威信仍根深柢固，未曾动摇……）
足利义昭和其亲信会产生这种想法，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人都难免会偏袒自己、高估自己。而这种想法让野心勃勃的足利义昭开始梦想，有一天足利幕府将能重掌实权。
足利义昭虽因织田信长的万全准备和果敢行动，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上京，坐上将军的宝座。但当他从短暂的狂喜中清醒过来时，才发现名实之间竟然有如此悬殊的差距。他慨叹将军之位有名无实，开始对独掌天下政务的信长心生怨怼。他是为了重振足利幕府而利用尾张的新兴大名，而不是为了帮助信长成为天下人，然后在一旁当花瓶装饰的。
（我绝不能让织田家太过强大。）
这是义昭的第一个念头，也可以说是出自本能的一种直觉。和鎌仓或德川幕府不同，足利幕府起初就是一个统御力不强的政体。以管领家为首的各地守护或地头，独立性很强，将军只不过是这些人联合起来共推的领袖，因此势力不算强大，只是没有其他更强势的人足以取而代之，才勉强保住其地位与优势。
这是当时包括足利义昭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幕府的认知，所以这个刚即位的将军才会深信，只要不让任何人拥有压倒性的强势，即使他势单力孤，仍然有机会能重振幕府。换言之，足利将军的生存之道便是不断打击实力最强的挑战者。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薰陶下，义昭看到织田信长上京后没多久就收服了畿内小大名，又在各城市设置代官徵收矢钱，并且还征服了伊势、伊贺方面，心中当然会大感不安。更何况信长还定出“殿中掟”，限制义昭没有信长的副状不得发布命令或信函，让他心中的怒气更加汹汹无法遏止。
（混帐信长，也不过就是个刚发迹的尾张小大名，立了一点功竟然就得意忘形了。）
义昭心里这样想，越看信长越不顺眼，终于狂妄地决定要“给信长一点颜色瞧瞧”。
本身缺乏武力，将军义昭所能采取的手段便是号召各地的大名，凝聚成一股反织田的势力。是年年末，义昭暗地与各国大名合作，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义昭可能只是希望以各地大名的势力为筹码和信长折冲，以便讨回一些实权。高估足利将军权威的义昭心里打的算盘是，让各地大名相争，由自己来担任仲裁，因为这是足利将军存在的原始功能与权力。
然而，织田信长的立场并没有那么单纯。让义昭坐上将军宝座的信长，早就知道将军的权威已经不足以调停大名间的武力争斗，因此足利义昭的举动，就变成威胁信长生命与织田家存废的严重背叛行为。
信长为此震怒不已，却又无法立即杀死或驱逐足利义昭。如果他在一两年之内就废了自己所立的将军，将会失信于天下百姓，织田家也丧失了占领畿内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这将会留给其他大名“讨伐织田”的藉口，各地土豪或寺社可能也会趁机反叛。目前织田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一下子应付这么多状况。
信长对足利义昭的计谋既怒且恨，却又碍于情势，无法断然惩治。义昭察知这种情况后，行径益发大胆。
“那个幕府大人，可真是难缠啊……”
担任京都奉行，负责监视义昭的木下藤吉郎，经常烦恼地如此对小一郎说。
可是，不光是织田家陷入了焦躁苦恼，足利义昭本人也是心急如焚、坐立不安。虽然他已呼吁各方大名和寺社奋起反抗信长，却始终没有人敢贸然行事。如果没有较强的势力回应他的“密函”，足利将军势单力孤，一个人也玩不出甚么花样，就像在瓮中饮泣无人聆听一般。在双方皆一筹莫展的对立中，织田家还是率先采取了行动。织田信长决定“投石问路”，试探一下附近的大名。他发出命令，要求畿内和其周边的大名，明年正月至京都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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