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
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看看，这段记载没有说屠城，反而说了“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连秦人都喜了，这岂不证明了刘邦军队是仁义之师吗？
如果史学家们肯多费点脑筋，再打开同一本《史记》，看看“秦始皇本纪”，就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或是发现不了刘邦三次屠城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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