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便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
别责备袁哥唯心，后世人也大多信这个，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最后一句就是句固定台词：“上帝保佑美国！”
没想到在袁绍最初起兵渤海，声言讨伐董卓进军洛阳的时候，第一个作战对象竟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冀州刺史韩馥。
对顶头上司开火一般人们都乐意做，不过玩明的不多，那是要冒绝大风险的，上司们对直接下属大多也是如此心态，但风险系数要小得多。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这两个无间道高手，为将来拾掇董卓向冀州这个战略要地布下的一颗棋子。而人一旦做上了官与想当官时的心情是大大不相同的。
汉末的冀州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喝喝小酒，发发牢骚，抒发一下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成为冀州刺史后，韩馥这个士人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已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到手的富贵谁愿意轻易丢掉？
一个既得利益获得者不会再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使激情跃出笔端，变成他日常要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这顶官帽就会被他人抢走，现实的残酷，正侵蚀着韩馥的身心。
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愤青的社会理想了，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去奔赴国难。即使有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还没有那个胆量，道义的光环不能当饭吃，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是必然趋势，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进退两难！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则更是难到了极点。
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显赫地位，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
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
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三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袁绍是端不起什么长官的架子来的。而且，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
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衔，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当然是合乎情理而又名正言顺了。
袁绍现在明目张胆地造反了，韩馥却改变了初衷。
刚才说过，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不准革命！
只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而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却又不是韩馥所甘心的。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虽然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本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救命稻草。
有了它，韩馥就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解消士人们必然的责难。同时，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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