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去看邵友濂扑了个空，原来这天李鸿章从合肥到了上海，以天后宫为行馆，邵友濂必须终日陪侍在侧，听候驱遣。
非常意外地，胡雪岩并未打算去看李鸿章，而李鸿章却派人送了一封信到转运局去邀胡雪岩，请他第二天上午相晤，信中并且说明，是为了“洋药”进口加税一事，有些意见想请他转达左宗棠。
“洋药进口加税，左大人去年跟我提过。我还弄不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李合肥明天跟我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似乎不大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我记得你有个亲戚是土行大老板，他总清楚吧？”
他所说的是古应春的远房表叔，广东潮州人，姓曾，开一家烟土行，牌号就叫“曾记”，规模极大，曾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土财主”。古应春跟他不大有来往，但为了胡雪岩，特地到南市九亩地去向他请教。
“实不相瞒，你问我，我还要问人。我们账房吴先生最清楚。”曾老板说，“胡大先生，我久已仰慕了，不过高攀不上，应春，你晓得的，我一个月吃三回鱼翅，今天碰得巧，能不能请胡大先生来吃饭，由吴先生当面讲给他听，岂不省事？”
“不晓得他今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古应春因为胡雪岩不大愿意跟这些人来往，不敢代为答应，只说，“我去试试看。”
于是曾老板备了个“全帖”交古应春带回。胡雪岩有求于人，加以古应春的交情，自无拒绝之理，欣然许诺，而且带了一份相当重的礼去，是一枝极大的吉林老山人参。
曾老板自是奉如上宾，寒暄恭维了好一阵，将账房吴先生请了来相见，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谈起来才知道是秀才，在这烟土行当账房，似乎太委屈了。
“鸦片是罂粟熬炼出来的。罂粟，中国从古就有的，出在四川，苏东坡四川人，他做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汤里加蜜，是当调肺养胃的补药服的。”
“到底是秀才。”胡雪岩说道，“一开口就是诗。”
“吴先生，”古应春说，“我们不必谈得这样远，光说进口的鸦片好了。”
鸦片进口，最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规定要收税，是当药材用的，鸦片治痢疾，万试万灵。
不过明末清初，吸食鸦片是犯禁的，而且当时海禁甚严，鸦片亦很少进口。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放宽海禁，鸦片仍准当作药材进口，收税不多，每十斤征税两钱银子。以后吸鸦片的人慢慢多了，雍正年间，曾下禁令。有句俗语：“私盐越禁越好卖”，鸦片亦是如此，越禁得严，走私的越多，从乾隆三十八年起，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将鸦片出口贸易，当作国家的收入，走私的情形就更严重了。
走私的结果是“白的换黑的”，鸦片进口，白银出口。
乾隆三十年前，进口的鸦片，不过两三百箱，末年加到一千箱，道光初年是四千箱，十年工夫加到两万三千多箱。至于私运白银出口，道光三年以前，不过数百万两，到道光十八年增加到三千万两，这还是就广东而言，此外，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亦有数千万两，国家命脉所关，终于引起了鸦片战争。
“至于正式开禁抽税，是在咸丰七年。”吴秀才说，“当时是闽浙总督王懿德，说军需紧要，暂时从权，朝廷为了洪杨造反，只好允许。第二年跟法国定约，每百斤收进口税三十两。鸦片既然当作药材进口，所以称做‘洋药’，在云南、四川出产的，就叫‘土药’。不论洋药、土药，在内地运销，都要收厘捐，那跟进口税无关。”
但左宗棠却认“税”跟“厘”实际上是一回事，主张寓禁于征，每百斤共收一百五十两。胡雪岩拿这一点向吴秀才请教，是分开征收的好，还是合并为宜。
“以合并为宜。”吴秀才说，“厘捐是从价征税，土药便宜洋药贵，如果拿洋药冒充土药，税收就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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