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

然而,武曌却颠覆了这个传统。

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她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女人也有能力统治天下,也有资格统治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曌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诱惑力。在她之后,许多女性对权力的热望便被不可遏止地撩拨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又像冬眠中被猝然惊醒的蛇一样,那种潜藏在她们内心的权力欲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压抑和禁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后武曌时代,把武曌的人生故事视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的,绝不仅仅只有皇后韦氏一人。人们不难发现,在著名政治女性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一些武曌的余光魅影,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渴望。

除了一线的这些政治女性,中宗一朝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内宫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

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与大唐吏部同时行使职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一时间,无论你是杀猪的屠夫,卖货的小贩,还是卑贱的奴仆,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进中书省,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双关语:一指任命状的封口是斜的,一指由特殊渠道任命)。

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官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太过火爆,花钱买官等待任命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衙门走马上任。

景龙年间,由于后党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气焰极为嚣张,所以太平公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尽量不与后党正面抗衡。职是之故,一直把太平公主视为潜在对手的安乐公主便越发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其影响力一度超越了太平公主,俨然成为新一代政治女性的代表。

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下,安乐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无冕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以上出自她的引荐。除了大力培植党羽,左右朝政之外,安乐公主还极力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与姐姐长宁公主斗富。斗富的主要手段,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她们的竞赛活动中,一座比一座更堂皇的府第,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都说,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规模不比皇宫大,但是其奢华和精巧的程度,却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进行豪宅大赛,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

准确地说,是两位公主竞相放纵自己的家奴,把人抢回来当奴婢和仆役。

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的模样俊,块头大!

有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看不过眼,就秉公执法,将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立刻向父皇告状。中宗李显赶紧下达手谕,命袁从之放人。袁从之上疏说:“陛下放纵公主的家奴掳掠良家子女,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能让两个宝贝女儿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几个百姓的子女又算得了什么?真是小题大做!

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让袁从之释放了公主的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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