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正月,长期处于软禁状态的睿宗李旦忽然接到太后的一道诏书,说是要“复政于皇帝”。李旦大为惶恐。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三个兄长过去的遭遇已经给他留下太多血的教训,所以他很清楚,母亲这么做,绝不是真心想要归还政权颐养天年,而是打算一边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一边试探他的态度。

有鉴于此,李旦当然只能一再上表坚决辞让。他声称,自己既没有兴趣打理朝政,更没有能力统治天下,所以为了社稷苍生的福祉,还须母亲勉为其难,继续临朝听政。

看着李旦一连呈上的三道让表,武后笑了。

看来还是老四比较聪明啊,当初他的三个哥哥要是像他这般乖巧的话,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武后的还政表演确实是高明而有效的。从此,那些口口声声要求太后还政的人就不得不保持缄默了。但是武后知道,很多宗室亲王和文武大臣嘴上不说什么,可并不代表他们心里面没有想法。换言之,很多人不会心甘情愿接受她的统治,他们心里肯定藏着许多怨言,甚至很可能藏有对武后不利的企图。

自从徐敬业兵变,裴炎逼宫,宰相百官联名上书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武后就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预先察觉阴谋的存在?如何防患于未然,把所有不利于她统治的事物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为武后精心思考的结果,垂拱二年三月,一项全新的制度在大唐帝国应运而生。

这就是“匦检制度”。

所谓匦检制度,说好听点叫做广开言路,下情上达,说难听点就是鼓励天下人都来告密。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朝堂前设置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分成四格,开四个孔,可入不可出。四面正对东南西北,涂成四种颜色。东面青色,名“延恩匦”,求仕进者投之;南面红色,名“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面白色,名“伸冤匦”,有冤抑者投之;北面黑色,名“通玄匦”,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朝廷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一人为“知匦使”,以御史中丞、侍御史各一人为“理匦使”。每天傍晚由知匦使开箱审阅,紧急事件先行处理,其余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最后再向武后汇总上报。补阙、拾遗的官职以及匦使的设置,都是武后的发明。而具体设计制造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当初裴炎案的审查官之一侍御史鱼承晔之子。

虽然朝堂前的这口大铜匦并不仅仅只为告密而设,但是知匦使每天拿到的最多的奏状,都是从那面漆黑阴森的通玄匦中取出的,其他三匦则形同虚设。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相对于“求仕进”“言得失”“伸冤抑”而言,人们显然对告密更为情有独钟。文明元年那个禁军飞骑告密事件,至今依然清晰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闪烁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幽玄之光。这道光照亮了很多人的梦想——通过告密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梦想。

当然,这也恰恰是武后最希望看到的。

不让群众互相检举揭发,她怎么可能知道群众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都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被铜匦中的密状揭了老底,从而被武后砍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设计制造者——鱼保家。

鱼保家无疑是个能工巧匠,但他的智慧最初并不是贡献给武后,而是贡献给了徐敬业的。因为他曾是徐敬业的好友,所以当徐敬业起兵时,他便把刀、弩、攻城车等兵器的制造技术传授给了叛军。徐敬业兵败后,鱼保家侥幸躲过了朝廷的清查,但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以便安身立命,他仔细观察了朝廷的政治风向,然后主动上书给武后,提出了四格铜匦的设计思路。

鱼保家的设计方案得到了武后的高度赞赏,随后便奉命制造了铜匦。原以为过去的政治污点再也不会有人提起,而未来的荣华富贵也将因首创铜匦之功而有了保障。但是鱼保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他亲手设计并制造的这口大铜箱,头一个就把他自己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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