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看到朱元璋如此专注于人们的穿衣戴帽，多会感到可笑和不解。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谚语：“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而朱元璋偏偏就像要和这句话叫板。他像一个严厉而认真的中学校长，真的把老百姓的自由剥夺到只剩下“拉屎放屁”的程度。
在朱元璋看来，这是无比严肃的、关乎帝国兴亡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广大而残破的帝国。战争初息，满目疮痍，“十室九虚，民困食尽”。然而，这些尚不足以让朱元璋心忧。所谓“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财”，只要政治安定，不愁经济不迅速恢复。最令他忧心的，是天下百姓的思想混乱，这是他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最大一笔不良资产。
从草原上征杀过来的蒙古人，没能精确掌握汉人那一套经千年积淀而成的精致深刻的治心术。“胡元以宽而失”，“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在朱元璋看来，明初社会，思想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奇装异服上面，即“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
他总结历史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过去那些伟大的帝王治理天下，必然首先定下礼仪制度，用来辨贵贱、明国威，让人们知道大小上下。元末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奢侈，富有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居然与公卿无异，这还了得！贵贱没有区别，此元之所以失败也！
禁止奇装异服是中国汉族政权的一个传统。周礼中就规定，国家对老百姓穿衣，要“正其服，禁其奇邪”，甚至“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也就是说，奇装异服罪可致死。这可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春秋时期，郑国人子臧就因为“着异服”被杀。《左传》对此还评论道：“服之不中，身之灾也。”因此历代相沿，中国形成了一套关于服装的禁忌。比如明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这就是唐代定下来的。唐高祖以“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
不过，历代关于服装的规定，到朱元璋才登峰造极，详尽到无以复加。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靴上绣上花样，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透过衣服、皮靴等等，也可以看到“顺民”与“乱民”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所以，朱元璋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当成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抓。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管你的发型，管你的袖子长短，管你冷天能不能戴暖耳，是为了通过这些细节，让你从小事做起，习惯于屈从不合理的现实。
《左传》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专制统治要求泯灭人的自尊、独立、平等意识，使人认不清自身的独立价值。而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度的最大作用是把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使每个社会成员都附属于一个权力结构，强调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突出性格，让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充足的机会来培养奴性。正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浩续编》中所说：“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贵，而至贱者也岂得易为而用乎。”
只有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等级制度时刻提醒人民，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特别是，经济权力必须绝对屈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即使你富可敌国，如果没有级别，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住三间小房子，不许穿绸穿纱。如果商人阶层想要获得人们的尊敬，他必须花钱买官，起码也要买一个闲职，比如什么“登仕郎”，才有可能。如此，才能“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实现大明王朝的“礼法之所治也”。
不要嘲笑朱元璋。在今天，哪一级官员坐哪种牌子的小汽车，什么级别分多大的房子，为了争追悼会的“格”，家属和单位旷日持久地斗争……这些现象，每个人都是司空见惯。
因此，对于那些不懂礼数的人，朱元璋的不客气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马皇后是大脚，于是有好事之人，在墙上画了幅大脚妇人怀抱西瓜的漫画，意思是“淮西妇人好大脚”。朱元璋查不到作俑者，就把一条街上的居民统统杀光。
对于那些懂礼数的人，朱元璋则不吝奖励。皇帝身边有一位姓杜的修容匠。有一次朱元璋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就问他这是干嘛。
杜某回答说这是圣人身体的一部分，哪能随便丢掉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搜查。杜家人从佛阁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指甲。朱元璋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主持礼仪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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