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入中国的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社会主义思想最终罢黜百家，获得独尊地位。这当然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同时也反应了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深处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仅仅是儒家，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都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实行井田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
直到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尚“定于一”，强调统一人民思想，以产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秦相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请问怎么才能使百姓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纪。”
那个任劳任怨，提倡兼爱，为天下人服务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
中国人的乌托邦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后，雍正皇帝也曾做过井田梦。1724年（雍正二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公田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私田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这些过于超前的实验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人主义精神向来不符合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的心理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人们心理、思维习惯。“天下一家”的向往导致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文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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