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因为，农民的利益与他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打击地主阶级利益的同时，朱元璋不遗余力地提高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
元朝社会奴隶制复活，大量贫民因没有生计，卖身为奴。朱元璋即位不久，就下令解放奴隶。他下诏说：“因元未大乱，所在人民或归乡里，或避难地方，势孤力弱，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家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不得羁留，强令为奴。”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
在他的政策下，绝大多数奴隶获得了解放。
元朝时期，地主和佃户之间贵贱等分甚严，元法律规定，地主与佃户行主仆之礼，佃户对地主“拱侍如承官府”，在路上遇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便告了事。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下诏改变这种严重不合理的规定：
“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农民和地主的关系，由父子升为少长，身份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朱元璋起家于起义，也正是在起义中，他亲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蕴藏的力量。他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起自赤贫的他，当了皇帝后仍然非常俭朴。对老百姓，朱元璋也很厚待。朱元璋制定了极低的赋税水平。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老百姓的田赋一般是每亩征收三升三合五勺，以亩产一石而论，不过三十税一，也就是说，朱元璋制定的农业税，税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一甚至更低。与元末相比，实在是不啻霄壤。
为了让全国官员理解他的这一做法，在这篇白话诏书《大诰武臣》中，朱元璋将道理讲得粗鄙而透彻：
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似他这般害军啊，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么遥？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却似庄家种田，本是一百亩，足本家食用，内卖去十四五亩，荒了数亩，尚且要饱饭吃，得也不得……害得军十分苦楚，望长远受用，如何能勾？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朱元璋还大力建设民政福利制度。
一有灾荒，他就心神不安。对灾荒的记忆牢牢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说：“朕经常想起寒微之时，不断遭遇兵荒饥馑，经常靠野菜度日。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他开仓济民，毫不吝啬。他规定：
“凡地方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不报告的，许老百姓来申诉，我将对官员处以极刑。”因为瞒报灾情及赈灾不力，他杀了不少官员。
他执政的特点是对下属极不放心，要求事事向他请示而后行，唯规定救济灾民可以先行动后汇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月，他命户部通令全国郡县：“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查勘属实，全部蠲免税粮。没有灾情的年头，也会挑一些贫穷地区，减免农业税。整个洪武年间，赈灾所赐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
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回想起父亲生病无钱救治的惨景，他发布命令，令各地设立“惠民药局”，凡军民有病而无钱医治者，给医药治疗。因为自己做过流浪者，他对无家可归者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命各地设“养济院”，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出了新生政权对民生的关心，也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国的最佳统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之上。在他的算盘里，自耕农越多越好。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相反，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才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现在，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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