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这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起义使一切颠倒了。朱元璋领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识分子主动来投奔他。第一位是定远人冯国用。冯国用家境富裕,从小颇读过一些兵书战策,是朱元璋起兵以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读书人。朱元璋自然受宠若惊,对他十分重视,一有时间就和他聊天。冯国用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地图,向他介绍说,集庆这个地方,古称建康,形势极好,古人常说“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占了这个地方,“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地图。一看地图,周围形势包括天下大局一目了然,不禁大喜。正是在冯国用的建议下,他确定了渡江发展的战略。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叫李士元的歙(shè)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前来求见,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善长(据俞本《明兴野记》载,李士元于龙凤二年改名为善长)。李善长头脑清楚,善于料事。“少有志计,读书粗持文墨”,“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听说朱元璋带兵路过,“谒道旁”求见,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能成事儿的主儿。朱元璋和他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李善长说,我看到您,马上想起一个人来。

朱元璋问:谁?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他和您一样,也是起自草野,现在的形势,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

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听说过刘邦这个么人,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听李善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善”。知识分子的种种建议让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开始不断钻研他的事迹。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眼界宽,计谋多,用之则为力,驱之则为敌。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响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他也知道请读书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气点,给足他们面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路征战过程中,遇到读书人,就尽力延揽。甚至在手下的将领出征时,他也经常嘱咐他们,听说哪个地方有知名的读书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朱元璋这里。有时,还派专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有读书人。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听人说,镇江有个读书人叫秦从龙,学问很大。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访此人。徐达找到秦从龙后,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大批白银、绸缎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后,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朝夕访以时政”,“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这些做法传出去,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对朱元璋既疑且惧。朱元璋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红巾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朱元璋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千方百计,绝不放弃。

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名士刘基(刘伯温)“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力请,孙炎于是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与宋濂、叶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大喜过望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等,见《全明文》),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本来通过朱元璋军“不嗜杀人”这一迹象就已经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评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同时,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将官们和知识分子勾结,因此规定,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他生怕读书人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们大脑开了窍,特意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时,将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祚等读书人收入麾下。朱元璋闻知,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没有严厉处理他本人,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押送到应天,一通审问后,将王祚、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将屠性、孙履当众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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