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直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都使官兵义军双方军队所过之处,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90%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汉民族这个繁殖力最强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压力而毁灭。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而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

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

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

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以及摧富益贫的口号,最初都是由儒家创始人提出来的,不是造反农民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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