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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