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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