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复仇,无疑是春秋战国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众所周知,他后来借助吴国的力量,果然达到了消灭楚国的目的。但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左传》的记载很简洁。比如说,伍子胥离开楚国之后是如何来到吴国的,《左传》仅有“员如吴”三个字,简洁之至。司马迁想必看了很不过瘾,于是在《史记》的“伍子胥列传”中加了很长一段传说。而东汉的赵晔更是煞有介事地整了一部《吴越春秋》,将伍子胥的故事说得有滋有味。另外还有一部至今查不出作者的《越绝书》,也对伍子胥多有描述。

综合各家之言,伍子胥的复仇之路应该是这样的——

他首先去到宋国,找到了流亡在那里的大子建。这个决定说明伍子胥是相当有政治头脑的。要想找楚平王复仇,手里头必须有一张王牌,而大子建无疑是他能拿到的最好的王牌。但是他的运气显然不太好,宋国当时正是宋元公时期,华、向二氏作乱,政局动荡不安,没有人顾得上大子建这位落魄的楚国王子。伍子胥和大子建商量,与其呆在宋国耗费时间,不如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于是两个人又来到了郑国。

郑定公倒是相当礼遇大子建和伍子胥,让他们住在宾馆里,衣食住行都有专人照顾。也许在郑定公看来,大子建毕竟是楚平王的亲骨肉,说不定哪一天楚平王回心转意要大子建回去呢!这样的客人不能得罪,得好好供着。

但是对于大子建来说,锦衣玉食并非所求,寻回失去的地位才是最迫切的需要。他在新郑住了几个月,按捺不住寂寞,偷偷跑到晋国去见晋顷公。

这个时候的晋国,已经是日薄西山,根本没心思插手楚国的内政。晋顷公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岌岌可危,但他还是摆出大国元首的架子接见了大子建。倾听了大子建的哭诉之后,晋顷公提出一个相当坑爹的建议:“既然郑伯那么信任你,你何不回到郑国去发动一场政变?到时候晋国出兵帮助你,里应外合,把郑国给灭了,你就是郑国的主人。”

大子建怦然心动。回到郑国,他便紧锣密鼓地准备政变。郑定公发现不对劲,派人跟踪大子建的行踪,很快发现他在图谋不轨。结果大子建被抓起来砍了头,伍子胥侥幸逃脱,带着大子建的儿子熊胜偷偷离开了新郑。

以上遭遇使得伍子胥明白,要想报杀父之仇,宋国、郑国甚至晋国都靠不住,非得找吴国不可。但是去吴国的路途充满凶险,因为从河南到江苏,必须经过安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带,当时正是楚国的版图。而且楚国方面得知伍子胥从郑国逃出,也加强了搜查力度,严防他从眼皮底下逃脱。

诸多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一次冒险的旅途中。

在昭关(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内),伍子胥遇到了最严密的盘查。当地守将把他的画像挂在关前,过关的行人必须站到画像前,一个个接受对照检查盘问。伍子胥在附近的村落中躲了四五天,一直想不到过关的良策,急得头发都白了。正在这时,一个被称为东皋公的好心老头认出了他,将他和熊胜接到自己家里,又叫来自己的好朋友皇甫讷与伍子胥相见。

原来皇甫讷长得和伍子胥很相似,加上伍子胥一夜白头,使得皇甫讷看起来更像是正版的伍子胥。三个人商议好之后,由皇甫讷假扮伍子胥去过昭关。守关的士兵看到皇甫讷那副紧张的神情,再对照画像一看,立马认定他就是伍子胥,不由分说,将他抓了起来送到长官那里。而真正的伍子胥则趁乱跟着人群通过了昭关。

等到伍子胥走远了,东皋公才拄着拐杖慢慢悠悠地来到关里找守将,向他表示祝贺,并提出要看看伍子胥。东皋公在当地很有人望,守将和他也很熟,于是将“伍子胥”提出来。东皋公一看便笑了:“兄弟你搞错了,这个不是伍子胥,他叫皇甫讷,是糟老头我的好朋友,今天约好了去郊游,怎么被你给抓起来了呢?”

守将大吃一惊,盘问了皇甫讷几个问题,又对着画像反复看了几次,终于承认了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这个“伍子胥”是山寨版的。没办法,他只好把皇甫讷放了。

伍子胥带着熊胜继续东行,一路餐风宿露,还要躲避搜捕,艰辛自不待言。某一日来到长江边上,后有追兵,前有大江,两人只能躲在芦苇荡里,形势十分危急。恰在此时,伍子胥看到一叶扁舟,摇摇晃晃顺流而下。舟上一位渔翁,悠然自得地唱着当地的情歌: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芦之漪就是芦苇荡。歌词大意是,情哥哥你呀别着急,等到太阳下山月亮上来,妹妹和你相约在芦苇荡。伍子胥一听便明白了,于是在芦苇荡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月亮刚刚挂上天幕,果然又听到渔翁摇着小船回来,这一次唱的是: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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