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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