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荆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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