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
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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