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

作者:王俊

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1936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1936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1936年10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1937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3月14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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