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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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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